对儒学经典的现代解读

□ 冯源（绵阳）

王晓阳先生的《论语读记》在四川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了，这部长达45万字的长篇巨制，可谓凝聚了作者的勤劳与耕耘、心灵与智慧、能力与才华。它是作者对于儒学经典著作《论语》的一次系统性、全方位、多视角的阅读，是作者的一种大胆尝试和富于成功性的释解，又莫不是作者与孔圣人及其弟子们展开的一场隔着长长时空的思想对话。

众所周知，《论语》是孔子及其弟子们的论道自由和言说方式的大汇聚，它关涉政治观念、哲学思想、文化教育、伦理道德、人生修养和为人处世等十分丰富而博大的内容，是儒家的经典著述之一，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源头和精华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个现代文化人，应当如何阅读这部书，又应当如何释解这本著述，这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和细细探究的。王晓阳先生的做法是：认真阅读，辨识原典，悉心领会，深彻参悟，尽力做到实事求是和客观公允，然后再施与客观和主观的评价。这正如王晓阳先生自己所说的那样：“孔子是人不是神，《论语》不是每一句都是真理，不是句句正确，更不是一句顶一万句。把孔子思想看得一文不值，是文化虚无主义的表现，肯定是浅薄无知；把孔子思想看做是所有时代、解决所有问题的灵丹妙药，包医百病，也是荒唐可笑的。对于《论语》及孔子思想包括中华文化，我们首先必须认真学习，……然后联系现实，联系自身，古为今用，让辉煌灿烂的中华古代文化与个人契合，不断提高自身修养，与现实接轨，使其焕发出时代的光芒。”这是作者对《论语》进行解读的正确表达，是作者才情、才气、才华的大释放和大展示。

王晓阳先生对《论语》的兴趣和爱好，其实并非始于今日。早在西师读大学期间，他就对《论语》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自参加工作以来，他更是对《论语》爱不释手，“除了时常闲翻之外，隔上几年就要重温一次，每一次阅读都有新的认知和体会”，而且，他还具有批注和写札记的习惯，在一边阅读一边做札记的过程中，断断续续地形成了若干心得体会，便有了把它们整理成书的想法。与此同时，他看到坊间许多注释解读《论语》的书，都显得太过随意和主观，“甚至臆说乱解，联想发挥，把作者自己的想法强加于《论语》之上，把一部忧国忧民忧人类的伟大思想著作或弄成心灵鸡汤，或弄成管理秘籍，或弄成谋略法则，或捧成处世宝典”。在他看来，“这类的解读可以说离题太远，曲解太深”，于是便有了写一本正解《论语》的冲动。他为此参阅了大量有关《论语》注释注解的书籍，包括朱熹的《论语集注》、何晏的《论语集解》、钱穆的《论语新解》、杨伯峻的《论语译注》、李泽厚的《论语今读》、杨逢彬的《论语新注新译》、孙钦善的《论语新注》、杜道生的《论语新注新译》、李零的《丧家狗——我读》等。历时五个春秋，他便有了这部皇皇大著的正式出版。

笔者之所以把这篇文章取名为《对儒学经典的现代解读》，可以说是经过充分斟酌和细细考量的。其主要原因是王晓阳先生在这本著述里散发出了浓郁而强烈的现代观念，即浸透或贯穿着深刻的现代意识、现代思想和现代理智、现代认知。在这种现代观念的带动下，作者认真而深性地透解《论语》中所蕴含的政治主张、哲学意识、伦理道德观念、教育理论、人生修养思想及其为人处世哲学，把《论语》视为是一种现代人的思想的重要参照，将之看做是对于现代人的一种精神引领，直接或间接地表述为古为今用的主题意蕴或精神指向。当然，王晓阳先生也深知，对《论语》原文的尊重，是他进行这种现代性解读的前提。对此，我们不妨以王晓阳先生在《1·1》《2·4》《15·39》等章节中的读记为例，来加以论证。

《1·1》的原文为：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作者在对之进行了简要的注释和译文之后，再在读记中阐明了自己对于这段话语的理解和看法。在作者看来，要彻彻底底地理解这段话的深刻内涵，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它连用了“说”“乐”“君子”这样三个词语，讲述了三件值得快乐的事情。究竟是哪三件快乐的事情？作者又暂且不表，而是将笔锋一转，述说起孔子少年贫困、中年奋斗、老年奔波的不平凡的人生经历，认为单从生活的角度看，孔子的一生并不快乐。既然生活不快乐，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他或她就势必要去寻找和追求属于自己的人生快乐。于是乎，孔子在“学”中找寻到了自己的快乐。在孔子的体验和认知里，学习知识并经常复习和验证这样的知识，不啻是一件愉悦的事情；学问做大了，名气如日中天，志同道合的人会慕名而来，相互之间切磋学问，同样是一件充满快乐的事情；一个人的学问做得再大，也有人不了解和不认可，即便是这样，也不用气馁和恼怒，这才正是一个君子应当的所作所为。作者认为，孔子所说的这三种快乐，其实可以归结为一种快乐，那就是“学”的快乐；同时也指出，孔子在这里所说的“学”的快乐，并非只是学习文化知识的快乐，更重要的是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以使之成为一个真正的君子。接着，作者又论述了孔子所说的三个重要学习阶段，即“十五志于学”“三十而立”和“五十而知天命”这三个阶段，认为这三个阶段是相互联系又互为因果的。作者的这一番解读，毋庸置疑是对原文的尊重。

《2·4》的原文为：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作者同样是在简单的注释和译文后，在其读记里对该问题进行了分析和论述。在这样的论述里，作者认为孔子的整个为学过程可以分成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十五岁到三十岁，在这个阶段里，先是对学习发奋立志，明确基本的学习知识的方法，然后是人格逐渐走向成熟，以及充分掌握各种各样的礼仪；第二个阶段为四十岁，在掌握了各种知识的基础上，对外界一切事物渐渐明白了它们的外在、内在及其运行的原理之后，就没有多少生命或人生的疑问了；五十岁为第三个阶段，孔子既看到了自己一生的来路和归途，明白了事物自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也懂得了作为生命个体存在的可能性和有限性，甚至可以同上苍与地神、自然法则与规律进行有益的对话；六十岁为第四个阶段，孔子认为，外在的各种说法或意见，无论它们与自己相同或相异，也不管它们是对自己赞成或反对，都能够加以正确地对待，明白它们的是非曲直，所以听起来感到耳顺；最后一阶段为七十岁，这是进入最高境界即“圣人”境界的重要阶段，在孔子看来，他不用刻意地去检点、管束自己的欲望，但其一言一行都不会违背礼制规矩，因为圣人的内心自由与外界的一切法度已是自然融洽，达到了很高程度的合一。作者指出，一般人的为学只能停留在“志学”“立”和“不惑”的阶段，而孔子的为学却能抵达“知天命”的最高境界。显而易见，这是作者对原文表现出来的内涵的注重，又莫不是对这段话语进行的现代性解读。

在《15·39》的原文里，虽然只有“有教无类”这四个字，但作者的读记或论述却是由表及里和由浅入深的。作者首先列举了李泽厚、杨伯峻、钱穆这三位先生对于这四个字的不同说明和注解，然后列举出子安宣邦在《孔子的学问》里对这四个字的深入理解和阐释，最后再提出自己的判断和看法，认为子安宣邦的理解和阐释更进一步，也更具有深度意义。在作者看来，作为教育家的孔子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不单单提出了教育要平等，更为重要的是他提出了教育或学习本身的重要性。这毋庸置疑地是作者对这四个字的现代性解读。

从上面的论述可知，笔者虽然只是有意识地选择了作者关于学习知识、教育理念及人生经历的例证来加以说明，但由此可见作者对于《论语》的解读和阐释，无疑是充满现代性意味的。这是因为，作者首先立足于现代性的宽广视野，以回溯的方式方法来解读《论语》这部儒学经典；其次是作者在解读和论述《论语》的过程中，充满着一个现代文化人的思想认知和理性判断，再次是作者对《论语》的这种解读和阐释，富有一个现代思想者的智慧、才气、心性和灵魂。因而王晓阳先生的这本《论语读记》是一部充满现代思想意味的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