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幸福记忆

□ 胡斌（成都）

小学三年级之前我在村小学就读，班主任石芝媛是我的启蒙老师，语文和算术两门课一起教。她每天中午都要走路去公社小学的食堂吃午饭，然后再回来给我们上课。这当中，她总是让我管班上的纪律。当她回来的时候，每次都看到同学们在认真自习，教室里很安静，她因此很满意。她后来当着我母亲的面夸过我好几回，我听了，心里感觉真幸福。

我上初中的时候，熊老师教语文。当天学的课文或者诗词，他都要求同学们当天背诵。放学之前，熊老师就来教室宣布，今天要背诵的内容是哪几首诗词或者某篇课文里的某几个自然段，背诵完之后才准许出教室。他在门口站着验收，过不了多久就有同学陆续去排队。熊老师要求很严，凡有磕磕巴巴不利索的，一律打回，等重新背熟了再去。每次遇到背诵，我都是前几名，有时候还能拿到第一名，背诵完之后就高高兴兴出教室玩去了。这个时候，我的心里感觉真幸福。

我十七岁那年，读完两年制高中，就去云南前线当兵了。边境一线阵地都住坑道或猫耳洞，便于隐蔽。我长年住在坑道里，难免寂寞、忧愁。中秋节那天，我走出坑道，看见山坳里有一个哨所，哨所是一顶军用帐篷，帐篷的门上居然贴了一副对联，红底黄字，格外醒目。对联是这么写的：一家不圆万家圆，一人辛苦万人甜。那一刻，我心中思念家乡、思念父母的情感顿时化成一股热流，一直升上了头顶。战士守卫边疆、保卫和平，孩子们才能坐在明亮的教室里学习，工人才能安心上班，农民才能收获粮食。

我父亲在县城上班，其实我当兵走之前，一个邻居叔叔在县武装部当科长，他私下给我父亲说，这批兵是上前线打仗的，要不然给胡斌换个方向，去北京部队。当时全县招了三批兵，还有一批是去武警部队。我父亲是抗美援朝的老革命，立过两次三等功，打完仗还参与了朝鲜的建设，在朝鲜前后待了近八年时间。他对那个科长说，要看他本人的意愿。第二天科长真来问我，我当时很果断地说，当兵就是要上前线，不怕！

离开家乡时，送行的都是家人，大家都已经知道部队要上前线。我记得当时有一个当哥哥的给弟弟送行，他在旁边说：当兵就是要上战场，死了是烈士，活着就是英雄！那句话深深感动了在场的人。

守卫边疆的战士们都知道，我们身后有父母、兄弟姐妹，还有无数同胞，我们决不能让敌人进犯祖国的领土。那时候，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慰问信像雪片一样飞来，慰问信大多来自学校、工厂，收信人几乎都是同样的称呼——八十年代最可爱的人、云南前线部队指战员。部队决定，各级收发员按照上级安排，把信件随机分配给所属各分队指战员，叫大家抽空尽量回信，不能让祖国人民听不到回音。

我有一次拿到一封慰问信，是兰州市西固区一小学写来的。我回信过去后，学校大队部老师很快又来信了，说决定邀请我当校外辅导员，主要给小学生讲前线解放军叔叔保家卫国的故事，随信还寄来了聘书和红领巾。我给学校老师回寄过去几本部队政治处刚编好的书，书中介绍了1979年以来，前线部队的勇士与烈士们不怕牺牲、保卫边疆的的英雄事迹。大队辅导员收到后，很快又回信了，说书很好，有教育意义。

来信中，有不少人都会问同样一个问题：你们上战场的时候怕不怕死？其实，这个问题一点都不用回避，我用老父亲在抗美援朝战场的一次经历来回答。1953年夏天，父亲已当上了班长。一天中午，他带着一个战士去抢修被敌机炸伤的桥梁，正要完成任务的时候，两架敌机又一次俯冲着呼啸而来，并扔下一连串炸弹，他俩躲到桥下死角处，每人抱着一根桥脚。父亲对那个新兵说：“马炳兴，你莫动哈，我们就躲在这儿，如果它（敌机）今天把炸弹撂准了，我俩就该死在这儿了。”

今年“五一”我回老家，父亲再次提起这段往事。马炳兴是简阳人，1955年就复员回老家了。我想，如果马炳兴老人还健在，我都替他感到幸福。

我记得曾参加过长沙保卫战的一位97岁抗战老兵，叫周辉群。在接受电视采访，记者问他怕不怕死时，他说：“敌人都打到家门口了，不去打，只有死。打仗不要怕，拿命去拼，不拼只有死。”

我父亲也说过，打仗不能怕死，不怕死往往就冲过去了，怕死反而可能没命了。

我一直很喜欢唱一首歌——《战士与梅花》。战士是硝烟中的雄鹰，梅花是和平的象征。和平与幸福，是我们共同的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