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如何走出故乡

□ 庞洁（陕西）

1992年《美文》创刊时，平凹主编在创刊词中这样写“鼓呼大散文的概念，鼓呼扫除浮艳之风，鼓呼弃除陈言旧套，鼓呼散文的现实感，史诗感，真情感，鼓呼真正的散文大家，鼓呼真正属于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的散文！”26年过去了，这二十多年，中国整个人文生态变化很大，《美文》着力展示当代散文写作的最新状态，始终坚持散文写作的平民意识，紧密贴紧时代，与时代同呼吸。我们今天重申散文的精神内涵，依然要向贾老师当年提出的“大散文”思想致敬。

我在来稿中读到最多的就是琐碎化、同质化的表达，大多数文章辞藻华丽、内容空洞，表述的是泛泛之情、虚伪之情，就像朋友圈没有深情多是点赞之交。这样的写作有没有意义呢？对你个人可能是有的，但是否能唤起他人的共鸣就是个问题。每个作家要凝聚审美品质，要写出具有审美独一性的散文，强调人文精神的在场，我个人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当下有一种误区就是迷恋“宏大叙事”，即大的框架、大的题材、大的词，当自身文学造诣驾驭不了这种“大”时，便显得空洞虚浮，其实很多被忽略的小的生活细节里依然可以蕴含大境界、大气象，所谓“大音希声，大象无形”。

我们在强调个人表达合理性的时候，同时不能忘记文化的责任与担当。我想引用王家新老师的几句诗：

那北方牲畜眼中的泪光

在风中燃烧的枫叶

人民胃中的黑暗、饥饿，我怎能

撇开这一切来谈论我自己

当下人们的生活，被所谓的现代性裹挟，但看看我们身边，社会文化的矛盾、贫富差距等诸多问题凸显，环境污染还在，留守儿童还在，空巢老人还在……中国对现代性的构建还远未完成。作为写作者，又怎么能抛开这一切而只谈论自己？

具体到我们陕西青年作者的写作上，还呈现出更多对乡土叙述的迷恋。乡村的凋敝是当下的一个社会问题，第一个意识到“故乡在沦陷”的人是忧伤而诗意的，但当这个句子被过度渲染利用的时候，“故乡”已经不是我们缅怀的那个故乡。“乡土文学”有它独立的庞大的土地根基，绝不是为了谄媚城市文明而生的。相反，与城市文明应该是一种很好的参照。作家梁鸿和石一枫在《文艺报》有一个关于“城市文学与乡土文学”的对话，题目非常贴切，叫《在生长中彼此塑造》，城乡绝不是“二元对立”的，是彼此共生相互影响的。梁鸿笔下的农村问题之所以引起普遍的关注，正如她所说的“写作不要被大的概念所裹挟，你要睁开眼看看你身边的人是什么状态。普通人即使不写作，也要看看自己的生活，你会发现很多真实的所在”。

每个人的写作都会有一个精神的原乡，作家与他们的故乡毋庸置疑有密切的血缘关系。仅从诺奖作家中寻找类似的例子，很容易列出一长串名单：索尔仁尼琴和他的北高加索的基思洛沃茨克，布罗茨基和他的圣彼得堡，自我放逐的波兰诗人米沃什和他的维尔诺一带葱翠的山谷，土耳其作家帕慕克和他的伊斯坦布尔……再比如国内，2012年莫言获诺奖时发表的演讲主题就叫《文学、故事、家乡、亲人》。从2016年夏天开始，北京师范大学纪录片中心主任张同道率团队跟踪拍摄了莫言、贾平凹等6位作家回到故乡的踪迹和对故乡的感受。与莫言一起回山东高密东北乡，跟着阿来去四川嘉绒藏区，随着迟子建到东北漠河，随着贾平凹下商州，看刘震云如何走中原、毕飞宇的苏北水乡是什么模样，这部纪录片就叫《文学的故乡》，《读库》刊登了部分访谈文字，非常值得一读。

这6位作家多集中在“50后”“60后”，这一批作家从乡村社会走向城市的过程当中，获得丰富的体验。他们的书写生动地折射出中国从一个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从农业文明走向现代文明这样一个巨大的历史转换进程，而且始终保持着底层意识，他们笔下的故乡，往往超越了狭隘的地理概念。而当今身居都市的作家有两种极端，一是切断了与乡土的联系，无法触及底层人民生活的酸甜苦辣，很多青年作者更是在完全没有乡村生活经验的背景下臆想乡土，这个时候就要警惕他的表达的诚恳度；二是依然执着于唱挽歌，叹惋乡村的凋敝，以呈现乡村落后沉痛的一面去打动人。

今天科技的进步、经济的飞速发达已经创造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可是人的思考与精神边界竟如此滞后、萎缩、狭隘，所以必然导致了今天很多文学作品的精神涣散，尤其是关于乡土文学在精神探索方向上还非常滞后。我个人觉得，在全球化浪潮汹涌的今天，要写出乡村中国在时代大潮里的隐秘心事，写出她的伤痛、彷徨与复杂，只有全面了解当下的文学生态，才能完成对乡土更高层面上的书写。我们理应珍惜故乡给予的一切养分，用故乡的视角去打量外面的世界，同时也希望用外面的视角来审视故乡的脉动，尤其鼓励大批基层的作者，勇敢地走出故乡，这里的“走出”，当然不是地理意义上的“疏离”或“逃离”，而是在全球语境下打量“我”的存在和“故乡”的存在。一个作家故乡素材的积累毕竟是有限的，假如要不断用故乡为背景来写作，那么这个故乡就必须不断扩展，从而抵达另一个文学意义上的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