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寻根问祖记

□ 廖兴友  文/图

重返祖地，宗亲相聚

“湖广填四川，麻城占一半。三百年前一台戏，祖祖辈辈不忘记，问我祖籍在何方，湖广麻城孝感乡。”三百多年前的“湖广填四川”，先祖们迁徙到了天府之国；三百多年后，我们开始寻根：我们的祖居地究竟在湖广何处？我们从哪里来？来自何处？

“夫以家之有谱，犹国之有史，郡之有志……”作为“湖广填四川”的后裔，家里的一本《廖氏族谱》是催生我寻根的动力。这本《廖氏家谱》，其间修谱多次，世系脉络未曾改变。二零一九年七月，我们带领成都的五名廖氏后裔，踏上了到广东省梅州市五华县的寻根问祖之旅。此行圆了我四十年前种在儿时心中的一个梦想，此行让我对宗族的“根”和“脉”有了新的认识，终身难忘。

这次寻根访祖的成功，也激发了不少巴蜀移民后裔寻根问祖的兴趣，并提供了一定的有意义的参考。寻根问祖，家风家训，既有代代相传的不变基因，又有顺时应势的创新发展，在文化传承、社会建设和国家进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是中华民族的宝贵文化遗产。

廖氏族谱

“湖广填川”：百年迁徙

“湖广填四川，麻城占一半。三百年前一台戏，祖祖辈辈不忘记，问我祖籍在何方，湖广麻城孝感乡。”2017年12月底，一出讲述“两广填川”的东路花鼓戏《麻乡约》先后在川渝地区上演。我有幸观看了该戏的首场演出。记忆深刻的是这段唱词——“洪武爷把旨意颁，令湖广填四川，别家园麻城孝感，创新天蜀水巴山。”这段唱词我记忆颇深。它再现了当年明朝朝廷颁发诏书后，包括湖北麻城在内的广东、广西、福建等在内的八大移民集散地，跋山涉水、经历十磨九难移民填川的艰辛情景。

“麻乡约”是湖广填四川后的一个邮递机构。元末明初至明末清初，湖广移民在麻城孝感乡集结，分批前往巴蜀开垦种植、随着时间的流逝，移民们思念故乡，于是推选了同乡中重信重义且有影响的人士回乡，来往带送土特产和信件，久而久之便催生了“麻乡约”。

作为川渝人，“寻根”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现在的川渝人，按照“麻乡约”所言，不少家族的“根”不在川渝，而是从福建、广东、湖北等省迁居而来的“客家人”。

三百多年前的四川，人口只有九万人。史料记载，在经历明代各种战争和灾荒过后，到顺治十八年(一六六一年)，清朝对四川人口进行统计发现，在册的人口总数仅仅五十万到六十万。根据《清朝文献通考》卷十九《户口》（一六八五年）记载，当时的四川人丁总额仅为一万八千五百零九人。按每一丁五人折算，全川土著人只有九万余人。

清初宰相张鹏翮的父亲张    写过一本书叫《烬余录》。此书对清初人口殆尽的原因作了如实的分析：“今统以十分而计之：其死于献贼（张献忠）之屠戮者三，其死于摇黄(川东农民军)之掳掠者二，因乱而相残杀者又二，饥而死者又二，其一则死于病也。”可见真正死于张献忠之手的仅占四川的百分之三十，死于姚黄十三家农民军之手占四川人口百分之二十，其余一半人口的死亡，是因战乱、天灾、饥荒和病魔所致。

川渝何以从三百多年前的九万人，雨后春笋般地发展到今天的人口大省、大市？答案是：这与长达近百年的“湖广填川”有关。通过查阅相关资料和调查，我发现移民入川动因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四类：

一、福建、广东人为了发财到四川。考史可见，广东其时的《往川人民告贴》：“我等前去四川耕种纳粮，都想成立家业，发迹兴旺。各带益费，携同妻子弟兄安分前行……思得我等祖父因康熙三十三年间，广东饥荒逃奔他省，走至四川，见有空闲地土，就在四川辛苦耕种，置有家业。从此回家携带家口，随有亲戚结伴同去，往来贸易，见四川田土易耕，遂各置家业。……我等进生退死，一出家门，一心只在四川。……”

二、逃荒到四川。康熙五十七年(一七一八年)至乾隆四十年(一七七五年)的半个多世纪中,向四川移民最多的是广东嘉应州，因这里曾大范围地发生过自然灾害十七次。同时，清代广东的自然灾害亦多,水灾、旱灾、风灾、虫灾、瘟灾及震灾等多达数百次，粤民生活艰难,人们多向外流迁。

三、其他原因入川。除了带着垦荒赚钱的目的入川外，还有因家庭不和，家族利益冲突等等入川的。

四、朝廷鼓励移民入川。明末清初，川渝地区人口锐减，荒无人烟。康熙三十三年（一六九四）《招民填川诏》即下令从湖南、湖北、广东等地大举向四川移民，以鼓励外省移民入川垦荒，如规定凡愿入川者，将地亩给为永业，各省贫民携带妻子入蜀者，准其入籍等；诏书还将入川招民优惠政策与各级官吏的政绩升迁、奖励垦荒招民紧密联系起来。在赋税政策上也实行额外优惠。康熙所下诏书规定，对移民垦荒地亩，规定五年起才征税。并对滋生人口，永不加赋。对移民原籍地当局和入川落业定居地当局，要求配合移送核实，安排上户籍、编入保甲。这些政策为移民创造了好的环境和条件。

成都客家人，族谱助力寻根

作为“湖广填四川”的后裔，家里的一本手抄本《廖氏族谱》是催生我“寻根”的动力。这本《廖氏家谱》，是三百年前我自粤入川的始祖廖政康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其间修谱多次，世系脉络未曾改变。到了我父亲兄弟仨这一代，老大入赘“上门”迁出。作为排行老二的父亲，获得了族谱的保管权。

“夫以家之有谱，犹国之有史，郡之有志……”“族谱序”中对族谱的重要意义进行了详细阐释，同时介绍了廖氏始祖廖化、廖叔安，廖氏“武威郡主”廖德源，从福建省宁化县流落到广东兴宁“开基传敬斋公生思明……思明生有成、有成……廷业生世儒、世儒生俊萼、俊萼生政康诸祖等……”

四十年前，我十岁，父亲四十有四。成都市梁家巷的长辈廖国志送来了他修订的《廖氏族谱》。这本族谱是廖国志根据明清时代流传下来的旧族谱，结合族谱记载的廖氏后人重新整理编写的。年长父亲二十来岁的廖国志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一口流利的客家话（土广东话），言谈温文尔雅，给我们带来“大白兔”奶糖，他给我们整个山村带来了过节一般的喜庆。

廖先生对我父亲说，我们的祖先在广东，我们都是俊萼公的后裔，我们三百年前都是流着同样血液的一家人。从这本族谱上，我看到我们的入川始祖是廖政康，至于什么时候入的川，从广东什么地方入的川？为什么要入川？族谱上没有记载。

廖先生拍着我的小脑袋说，现在大家生活还困难，要寻根问祖，短时间怕也很困难，只有等你们长大了，去实现这个愿望。此后，我在外打拼二十多年，这本《廖氏族谱》被父亲放在家里的木箱底，一放就是几十年。

“湖广填四川”大迁徙过后，最初数十年，由于家家有族谱，还常来常往，“失联”相对比较少。随着年代久远，有些辈分中断，有些来往稀疏，有些族谱丢失，还有些入川后裔的多次迁徙等各种原因，后辈之间不再来往走动。祖籍地的亲人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填川的亲人究竟在四川什么地方，后辈还有没有人，他们发展得怎么样？都无法考证。

寻根，在经济匮乏、交通不便的年代，是人们的奢望。但近二十年来，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寻根问祖成了家族当中的热门话题。但在寻根之中，有些家族奈何没有族谱，祖籍地究竟在何处，已经无从查询。这些家庭寻根而无果的阴影，也给要寻根的我们蒙上了一层阴影。但它并未阻挡我们寻根的意志和脚步。

根据祖辈传下来的“廖氏族谱”序中所言：“我武威郡主（廖）德源公在福建省宁化流落至广东兴宁开基传敬斋公……（廖）友诚、政康诸祖等十七代，（廖）作圣公自粤迁蜀，肄籍简邑（简阳），卜居于金龙桥大青杠树侧。早夜操作贸意（易）力田，以营衣食。吉人天相，囊有余资置产。虽不能成巨大殷富，亦可称小康焉。”福建省宁化的廖氏武威堂郡主廖德源，流落到广东省并在兴宁市开基，后传了廖思明、廖友诚、廖廷业、廖世儒、廖俊萼、廖政康等十八代人。由此得知，我们的祖先就生活在广东。至于在广东何地，不得而知。廖政康之子廖作圣从广东迁到四川简阳（当时成都市龙泉驿区归简阳管辖），在一个叫“金龙桥大青杠树”的地方安家落户。靠做小生意和耕织农田为生，家中有储蓄，小日子过得不错。

祖先生长的范围确定后，我们开始缩小寻找空间。四川有一位湖南籍老先生廖名龙，热衷于宗族姓氏工作。在他手里，收集有全国各地的近千册不同年代、不同世族和不同版本的“廖氏族谱”。他既是为廖氏宗亲事业无私奉献的“老黄牛”，还是媒体社会熟知的“族谱大王”。

廖名龙知道我们要“寻根”后，就把他从全国各地收集而来的大大小小近千册族谱，摆了几大屋子，这样我们把自己祖先流传下来的族谱跟这些族谱进行筛选对照。最后确定，我们入川祖先的祖居地位置在广东省梅州市五华县。

同时，根据廖名龙提供的线索，我们与五华县的廖氏宗亲联谊会会长廖琼山取得了联系，廖琼山先生年过七旬，老家在五华县棉洋镇，我们联系上他后，老先生给了我们一句非常暖心的话。他说，你找我，就找对了。你们手上的族谱，里面记载的“思明公和德源公，墓地就在梅州兴宁市。至于往后的廷业公、世儒公、俊    公墓在哪里，不得而知。”

从二零一八年冬天开始，廖琼山召集广东梅州市数个乡镇的宗亲会负责人，对接族谱世系，研究寻墓方案，为了帮助成都宗亲找到老祖宗的墓地，五华县、兴宁市的廖氏族人，发动了数千人次，在五华县、兴宁市等地的双华、棉洋及大都等地，跨沟壑、穿丛林……二零一九年六月初，五华县向四川成都传来消息：廖俊萼的墓地找到了。有墓碑，铭文吗？怎么确定就是廖俊萼的墓呢？他们告诉我，没有墓碑，也没有其他任何文字记载。这只是根据我们提供的地址位置和当地老人的口述，它就是俊    公的墓地。民间说“宁可认错人，也不可上错坟”。这也是每一个宗族姓氏的不变信条。一向做事严谨的我，敬重五华宗亲所付出的汗水和努力，但是，对于所找到的俊    公墓的真实性存疑。

成都方面也在继续为五华的寻墓宗亲寻找相关信息。其中，成都族谱中所言，清代的廖世儒葬于“三伯    ”。三伯    在哪里？我们通过五华县的宗亲核对，三伯    就在广东梅州五华县双华镇水双路的大陂村。二零一九年六月初，五华县的寻墓人开始调整位置，把寻墓的半径缩小到三伯    直径两公里的范围之内，进行精确寻找。六月十五日中午，成都的廖氏俊    公后裔收到廖琼山的信息，廷业公和世儒的墓地被找到！随同信息发来的，还有廷业公和世儒公的墓碑照片！

三百年客家话，重回广东五华祖籍地

二零一九年七月三日，我们带着五位成都的廖氏宗亲成员一起，踏上了开往广东的列车。经过二十多个小时的长途跋涉，到梅州已是深夜。在车站等候多时的有梅州市五华县宗亲会长廖琼山、双华镇宗亲会长廖建强，廖孟如之前与我们从未谋面，但在相见之时，却一见如故。所有人紧紧相拥，十指相扣，仿佛失散两三百年的亲人，一松手行将马上再次失散似的。

我们的语言是成都周边龙泉驿区、青白江区、新都区、金牛区等地的土广东话（客家话）。这些语言正是当年我们的祖先从广东五华带到成都的母语，一代一代传承至今。随着物转星移和时间的流逝，发音虽有一些变化，但是整个语音的变化并不太大。这种语言在成都一带，只要不是客家人，即便祖祖辈辈与我们为邻者，也听不懂，更不会说了。我们来到广东五华，依然使用在成都常用的土广东话，其相似度竟然高达百分之七十以上，从未到过广东五华的我们，之前也从没有跟五华本地人交流过，跟他们进行交流之时，却没有任何障碍。可见，成都客家人对于祖籍地母语的传承，多么的持之以恒。就像我父亲说的一句话，无论你飞得再高，走得再远，什么都可以变，什么都能变，唯有母语不能丢，不能变。倘若丢了，变了，你就闻不到故土的味儿，找不到故乡在哪里了！

以前父亲说这句话时我很难理解，直到来到五华，回到祖籍地，当我用客家话和这里的乡亲们交流的时候，才真正体会到父亲的谆谆教诲和良苦用心。悠悠琴江水，浓浓宗亲情。参天之树，必有其根。滔滔江水，必有其源。

“客家人如果丢了乡音就意味着你永远找不到自己的家在哪里了。”跟我们一起前往五华的八旬宗亲廖国富，跟我父亲的话如出一辙。他说，我们之所以要一代代把客家话传承好，就是为着今后能够找到自己的“根源”。广东五华县一位叫廖宏义的长者对廖国富说，您的客家话讲得最好，和五华县的语言相似度在八十以上。这乐得廖国富前仰后合，哈哈连天。

年过七旬的廖琼山先生左右两手，紧紧拉住我和廖国富的手，激动的心情溢于言表。他说，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青白江区与广东省梅州市五华、兴宁市两地宗亲，都是德源公裔孙，都是一家人。在三百年血脉分离的漫长岁月里，彼此之间互相牵挂，寻找，思念若渴，望眼欲穿。特别是两地联络对接后更是情思绵绵，恨不得马上见面!今天,我们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当地人坚信，旧居的主人一定会归来

中国传统家族文化中，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其祖先脉络都是相对清楚的，尤其从明代开始，民间姓氏以家族为单位，族谱修编开始盛行。族谱修编从最初的手抄到木刻印刷，再到铅字排版及电脑激光照排，族谱修编的资料越来越翔实准确。俗话说，没有千年亲戚,只有万年祖叔！宗亲这种关系不是建立在世俗的基础上，不是建立在金钱和权力之上，而是建立在血缘之上。这种以血缘为纽带而形成的家族亲情，纯洁而高尚，是世间的至善至美。

我们到梅州后，从第二天开始，便前往双华、大都、棉洋、兴宁等廖氏宗祠祭拜祖先。廖孟如是五华县双华镇黄径村村委会主任。在村委会后面，有一处残垣断壁，断壁的每一间房子的基脚格局均保持原貌；紧邻小径旁，一堵高约两米的斑驳的老墙诉说着岁月沧桑，老墙长约十米，高约两米，厚度约四十厘米。

廖孟如说，这个房子在两百多年前是廖政康和他父亲廖俊萼改建的。廖俊萼属于当地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家庭，房子墙壁用上等砂石混合石灰、糯米捣碎堆砌浇筑，其坚实硬度一点不亚于鹅卵石，造价是普通土坯墙的数十倍。为什么修到一半就停止了呢？据说原因是一六九四年，《康熙三十三年招民填川诏》下令从湖南、湖北、广东等地大举向四川移民。在随后近百年中，来自全国的移民不远千里，到四川定居、耕作、繁衍生息。廖俊萼、廖政康父子经商多年，在当地属殷实的家庭。一七六一年前后，廖俊萼去世，房屋修建尚未竣工，廖政康和长子廖作圣作为“湖广填川”对象，只能告别故土，带着父母的遗骨，历经半年有余，从广东五华县双华镇跋山涉水，最后来到四川。

“五华一代又一代人坚信，廖政康的后代迟早要回来。所以，至今两百五十多年了，这块地仍然保持原样。墙壁和房屋结构未曾改变。虽然这里的宅基地很稀缺，但是没有人在此建房。”廖孟如说，廖政康这块地基一直留作村集体保管。今天，终于盼到政康祖宗的后裔来了。我们从族谱上看到，廖政康迁入四川金龙桥大青杠树（今成都市龙泉驿区所辖）安家落户后，买地建房，人丁兴旺，家族不断壮大。繁衍至今，廖政康后裔在成都一带已有近两万余人。

宗亲亲情，让游子后裔感动不已

当五华的廖氏宗亲，特别是双华、大都两地的廖氏宗亲得知成都宗亲要来祖居地寻根问祖时，无不欢呼雀跃，连续数日，在深圳、广州、东莞、香港、澳门发展的五华籍宗亲得知我们到了五华，纷纷赶回来，杀猪宰羊，唢呐声声，鞭炮齐鸣，旌旗长龙，威风锣鼓，参观祠堂，祭祖访亲，对接族谱……每天制定了满满的活动行程。

我们只有六人到五华寻根问祖，五华每天都是几十上百人陪伴相随。所到之处，热情远胜于当地近四十度的高温。从早到晚，一日三餐，他们每天轮流邀请我们到他们家做客，辈分小的，轮不到邀请，倍感遗憾。于是小辈们会在晚饭后，悄悄跟我们商量，一起去唱歌吃夜宵。

期间，我遇到这么一个女孩。我到五华第二天早上，我们去双华祭祖，威风锣鼓沿途开道，后面是舞狮子耍龙灯、吹唢呐的人，红彤彤的队伍绵延一公里。早上的五华，太阳就已经火辣辣的烤得人们汗珠子一粒粒掉落，这时从拿家族旗帜的队伍中，一个女孩儿用四川话告诉我：“我是四川的，我是廖家的媳妇。我看到你们来了，好高兴哦！”

她叫范海英，是四川宜宾人。十几年前她在广东打工，认识了五华的青年廖茂良，婚后在一家珠宝公司上班。在我们到五华前，她就“截获”了我们要前往的消息，于是她提前向公司请假，每天陪着我们，作我们寻根问祖的“导游”。一个弱小的女子，每天在我们的活动中跑上跑下，忙里忙外。直到我们离开前一天晚上，竟因为她和丈夫没有机会请我们吃一顿饭，而失声伤心地哭了一场。

五华县的廖姓人口约为五万余人。其中，又以棉洋镇和长布镇居多，这两个镇各有廖姓人一万多名，双华和大都有六千多人。双华镇黄径村村委会主任廖孟如提供的数据表明，在双华镇大陂村三千五百人中，有二千五百人为廖氏族人；在拥有二千八百多人口的黄径村，廖姓村民达两千人；大岭下村总人口四千人，其中廖姓有二千五百人。

从“全民公益”看五华宗亲的“舍与得”

从五华县城到双华镇、大都镇，分别为二十九、二十五公里，属于五华相对偏僻的农村，当地人的自强不息。人口不算密集，但在外发展和在当地从事红木家具制作的人却很多，包括廖汉友和他的儿子、廖添禄、廖展鸿、廖飞鸿、廖应辉等，都有自己的红木加工厂。其产品近销梅州广东，远销全国及海外。他们赚到钱后会回馈家乡，做公益。

在大陂村通往双华镇的公路上，有近百盏路灯，每一盏路灯上都写有该路灯捐赠人的姓名，基本没有重复的名字，但所有捐赠人都同为一个姓——廖。公路沿途立着的不少水泥杆上也有修建该路的捐赠人姓名和捐赠金额。当地人告诉我们，村里要搞啥活动，需要修建什么公益设施，不需要村委会发动，就会有乡亲们主动前往打听，少则捐赠几十元，多则几万十几万。就连吃低保的人，也会从“牙缝中”挤出钱来做公益。

大家都知道，做公益是光宗耀祖的事情，会功德永留。实物为证：我们在五华、兴宁一周，来回所跑乡、镇、村数十个，无论是山上、山下、路边、村口及寺庙场镇，处处可见“功德碑”。“这是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习惯。挣到钱了，反哺家乡。有舍才有得。”大陂村一位村干部说，大陂村有三千多人，但是路灯只需要一百盏左右，很多人想捐路灯都没有机会没有名额。所以只好采取抓阄的方式，确定捐赠人。抓到了的人，每天晚上看到自己的名字在灯柱上亮堂堂的，心里比蜜还甜。在公益面前，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慷慨，他们对“舍与得”的理解，使我充满敬意的同时，也在反思周边有些人对公益的麻木和漠视。

把家族文化融入到国家建设发展中

四川有句俗话，“三百年前是一家人”。从一九七九年到二零一九年，在四川成都的“巴蜀廖氏五华世祖俊萼公祭祖”活动，已经走过了四十个年头。活动规模从小到大，参加祭祖的宗亲由少到多，形式由单一到丰富，一切向着好的势头发展。这跟国家从贫穷逐渐走向富裕，从富裕迈向富强的命运休戚相关，紧密相连。从廖姓始祖廖叔安至今，廖姓在中国百家姓中位列六十六位，在全国总人口达到了四百九十万之众，主要分布在广东、湖南、四川等十多个省，其四川的宗亲联谊会有一百多个。然而很多联谊会因为族谱缺失，年代久远、资金短缺、人才匮乏等诸多因素，并不知道自己的祖先在哪里，自己究竟是不是客家人，寻根问祖，无从下手。像我们这样根据族谱，准确无误地找到自己的祖籍地和祖先牌位，是凤毛麟角，少之又少。

每一个家庭、家族都是社会细胞，一个国家和民族正是由千千万万个社会细胞所构成。廖氏俊萼公后裔爱党爱国，遵纪守法，尊老爱幼，克俭持家，勤奋好学，诚信友善，以争做健康优秀“社会细胞”为荣。我们这次寻根问祖，就是要唤醒家族共同记忆，并以此促进家族成员的凝聚力和认同感。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指出，要“挖掘和整理家训、家书文化，用优良的家风家教培育青少年”。回望历史，寻根问祖，家风家训既有代代相传的不变基因，又有顺时应势的创新发展，在文化传承、社会建设、国家进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是中华民族的宝贵文化遗产。我国传统文化认为家庭是社会的基石，“齐家”是“治国”“平天下”的前提，因而以“整齐门内，提撕子孙”为宗旨的家风家训文化，历来受到人们重视，在我国教育史、文化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成为中华民族极具特色的宝贵文化遗产。我们要和五华祖籍地的家人一道，充分挖掘家族文化内涵，自觉把家族文化的学习、认知、建设融入到国家的建设和发展中来，使之与国家的前途命运休戚与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