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背景 新闻大格局

□ 贾璋岷（成都）

黄基秉著《永远的追求》

高级记者、教授黄基秉

2019年初，农历己亥年春节前后，一曲《我和我的祖国》快闪风靡大江南北，从高校到机场车站，音乐响起，无不牵动现场当事人和旁观者的心弦。“成都版”是这样徐徐展开的：在成都宽窄巷子，一位须毛斑白的“老吉他手”走出地铁口，用略微沙哑的嗓音弹唱起这首歌，顿时，从巷头到巷尾，人们初略惊讶，继而沸腾，满巷歌声舞姿。其间，四川元素的川剧、嘻哈劲舞与老先生的演唱融为一体，呈现了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感染力。成都的这组节目在央视新闻等平台播出，受到极高的评价，被认为是同类快闪的最成功者之一。随着包括自媒体在内的各种平台转发，热度持续不断，感动了亿万人。这样的传播形式和效果，堪称年度“现象级”的产品。

“成都版”为何能拔得头筹？“老吉他手”是灵魂人物。

“老吉他手”是谁？很快，现已双鬓斑白的1980年代的年轻人，认出他是当年耀眼的台湾音乐人陈彼得，也是在央视“经典咏流传”第一季节目里弹唱辛弃疾《青玉案·元夕》的那位。可他为什么来成都？与成都有何渊源？他的历史背景又有如何的特殊？00后、90后、80后在问，就算知道陈彼得其人的1980年代当时的青年，由于那会儿信息传播的单向性，到现在了，也知其然而不太知其所以然。

就在这时，一篇题为《归雁声声里 殷殷故乡情——著名台湾歌星、作曲家陈彼得》的文章悄然出现在文艺圈、新闻圈等有关自媒体平台上。人们通过它，知道了陈彼得的四川情缘以及他前期的音乐成就。一时间，转发量猛增到令人意外的数字。后继的一些报道文章也“借用”（或者叫适当的“扒稿”）了这篇文章的细节。

然而——这居然不是新作，而是发表于1988年，当年获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年度好稿三等奖的旧闻。文章作者：黄基秉。

当时，黄基秉是四川省对台宣传工作的负责人和领军人物，兼任海峡之声广播电台的记者。

在“新闻碎片化”的今天，在“新闻是易碎品”的行业认知日益成为“主流”的情况下，一篇31年前的旧作，为何还有这样的生命力？

包括笔者在内的新闻人，总在思考一个问题：新闻是易碎品，这肯定有大量的事实来作为这个论点的注脚。但是，大量的新闻作品不因岁月的流逝破裂成碎片，乃至随风而去，而且，有其存在的价值，这也是事实。

那时，我就在想，这篇文章留得住，而且应该以一种更好的方式留下来。

恰在这时，黄基秉先生的著作《永远的追求——新闻通讯特写评论作品选》就要付梓出版了。先睹为快，翻开一看，31年前采写陈彼得的文章列在其中。一时间，感到一种快慰与释然：这样的文章值得这样留住；读完全书，更感到高兴，全书90多万字，这样的文章比比皆是。

从1979年第一篇文章，到2018年底，作品选收集的文章，刊发日期跨度长达40年。这足以说明：“新闻是易碎品”的论断即便有理有据，但是，优秀的新闻作品一定不是“易碎品”；即便是“碎”了，它的每一个碎片，都会折射出特定时代的辉光，都会留下特定时代的印痕。

那么，怎样的新闻作品，可以跳出“易碎品”的周期律，获得足够长的生命力？

收进这部文集最早的文章，是刊发在《边疆文艺》1979年第7期的《救救阿惠》。从黄基秉先生的履历来看，这还是他在云南师范大学中文系七七级求学时的作品。这是一篇文艺评论，针对社会对小说《阿惠》的非议，作者通过自己的分析判断，阐发了这篇小说的社会价值。云南从白桦、彭荆风时代开始就是文学的重镇,《边疆文艺》在当时的文学界很有分量，在文学佩戴着神圣光环的时期，刊发一名大学生的文章，说明编辑还是独具慧眼的。当然，作为被誉为“天之骄子”的七七级中文系学生，在当地的文学刊物上刊发文学评论，应该不是什么特别难的事情，但是可贵的是，这篇评论中，他引用恩格斯的话，“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了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把小说主人公阿惠的遭遇放在广阔的社会环境进行分析，体现了较为深刻的思辨能力和深厚的文学功底。

更难能可贵的是，黄基秉先生把这种深刻的思辨能力和深厚的文学功底一直贯穿始终，大学毕业转到新闻界后，他又用他的新闻实践一次又一次地将其展现出来。新闻当然不是文学，但他在文学上的严格训练和孜孜追求，使得他的新闻作品有一种特别耐读的魅力。“一头撞进母亲湖——泸沽湖的怀抱，心立即醉了，清澈的湖水，墨绿的山林，蔚蓝的天空，白色的云朵，凉爽的微风，甜蜜的歌声，顷刻间，你仿佛进入了梦幻般的世界，旅途的劳顿，人世的烦恼，顿时烟消云散”（《闯进母亲湖》），这是语言的魅力。“黄植诚一家兴致勃勃地来到通惠门观灯。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高二十五米的‘龙凤齐飞’高架工艺彩灯。灯呈门字型，上部是双凤朝阳，两旁是二龙抱柱，门楼下悬挂着三排十二只大型灯笼，上面写着‘实现四化，统一祖国，振兴中华；双龙腾飞，百舸争流，率先致富’。这是历届灯会中规模最大的组灯”（《黄植诚和夫人马红回成都观灯会侧记》），这是细节的魅力。“窗外春光明媚，鸟语花香；屋内谈诗论画，春意融融。寿岳将新的得意之作用两颗图钉钉在东墙，遂退后几步，凝神欣赏了一分多钟，然后点燃一支香烟，猛抽了一口，舒心地笑了”（《于淡泊中见浓郁》），这是意境的魅力。“电视新闻意境美的创作是否与电视价值规律相冲突呢？笔者以为矛盾集中在两点：一是电视新闻的客观性与意境美创作的主观性之间的矛盾；二是新闻手法与文学手法的矛盾”（《电视新闻的意境美》），这是思辨的魅力。

坚持正确的新闻方向、舆论导向、新闻志向和工作取向，恪守职业道德，培养新闻敏感，秉承新闻事业心，等等，这些都是优秀记者的基本功和写出好新闻的基础，文集中的作品就体现了这些内容。同时，还有一个因素不能忽略，这就是文学修养。

关于文学与新闻的关系，黄基秉先生有自己的主张，他认为，“文学修养是优秀记者的基本功”，他说过，要使自己成为一名优秀的才华横溢的记者，除了具备新闻敏感、采访韧劲、执著追求以外，必须有一定的文学修养。

中国新闻界继范长江后的新闻泰斗穆青曾提出“尝试用散文笔法写新闻”，他的观点是，有的同志在尝试着用散文的笔法来写新闻，他是赞成这种尝试的。从广义上说，新闻即是散文的一种。我国有很好的散文传统，我们应该继承这种好的传统，充分吸取散文写作中那种自由、活泼、生动、优美、精炼的表现手法。只要我们彻底解放思想，敢于创造，新闻写作上一定会出现一个新的局面。穆青留下的新闻作品中，我们看到了他的实践和成果，随后，在梁衡等优秀新闻记者的作品中，我们也看到了成功的实践。读《永远的追求》,我们也看到了作者的这种努力。在《欢腾的九寨沟——南坪县更名为九寨沟县庆典侧记》《古堰夏夜好风光——都江堰（蓝剑）2000消夏夜啤酒节侧记》《国旗飘扬剑南春——天安门国旗护卫队向剑南春赠旗速写》等通讯和特写中，我们都看到了作者这种“永远的追求”。尽管这种新闻理论和具体操作，在业界内外，一直有争论，但是，不能否定的是，“文之不美，传之不远”，这是“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的应有之义。

如果记者有深厚的文学修养，就会把一则新闻写得生动活泼、引人入胜，把一篇通讯写得感人至深、影响巨大，把一篇文章写得富有文采、吸引读者。主题好，内容好，如果语言也很精彩，使人在受教育的同时，也会得到美的享受。

做到了这一点，新闻作品不成为“易碎品”，就有了“留得住”的基础。

具备深厚的文学修养，不是一朝一夕之功。同时，仅仅是具有这种修养，也不足以写出“留得住”的新闻作品。较之于文学作品，新闻作品还有它独特的一些规律。

黄基秉先生1970年代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锻炼时从事过新闻报道工作， 1982年1月大学毕业后，分配到石油部四川石油管理局从事秘书及文字编辑工作。1984年2月，被选调到四川省委对台办公室宣传处从事专职对台新闻报道工作，同年底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峡之声广播电台聘为记者，有丰富的阅历。为海峡之声广播电台写稿，这是一般新闻工作者没有的经历。因为历史和特定时代的原因，我国的新闻写作路子一度越来越“窄”，风格越来越“严肃”。而那个时期，恰恰有个例外，那就是中国新闻社的对外报道和海峡之声的对台广播。这个道理，现在想来就简单了，如果太“硬”，就很难引起境外受众的关注。所以，那时的中新社和海峡之声就成为了一个“特区”和新闻写作的“试验田”，它的从业人员也在有意或无意之间，成为新闻写作文本的探索者。

由于传播受众的特定性，当时这个电台的记者在文风的探索、表现形式的呈现和题材的选择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特色。就题材而言，介绍祖国源远流长的灿烂文化和风光秀美的壮丽山河、介绍祖国大陆的科技和文体界名人等，是其重点方面。新闻生涯一起步，善于学习的黄基秉先生就练就了一双新闻慧眼，

学会了如何选择容易得到受众欢迎的题材，就会屡屡出彩，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录音通讯《大陆学术空气自由活泼——访台湾学者陈鼓应教授》，获得1986年度全国优秀广播节目一等奖，为海峡之声广播电台添了彩，为四川的对台宣传报道工作争了光，也为作者本人1999年评上高级记者职称创造了条件。

这篇录音通讯之所以能斩获全国新闻一等奖，主要是题材新颖，立意较高。所反映的是台湾和大陆知识界、学术界，特别是青年学生普遍关心的问题，很有针对性。陈鼓应教授在台湾知识界有较大的影响，他接受采访时，用客观的态度、鲜明的观点、充分的事例说明了祖国大陆的学术自由；并把大陆与台湾作对比，有力地回驳了某些错误观点，完全用事实说话，具有较强的说服力。答问简洁明了，语气平和中肯，没有说教痕迹。记者录音效果较好，连接文字准确流畅。海峡之声广播电台1986年10月17日对台湾和海外播出，收到很好的宣传效果。

由于这段经历，黄基秉先生与我省文艺界人士结下了友谊，文艺界成为他开掘的“富矿”。从当时红透演艺界的电视连续剧《红楼梦》四川籍演员邓婕和欧阳奋强，到三弦演奏家、台属黎忻烈；从川剧传人代霞梅和她的百家班，到刘瑜与她的《南迦巴瓦》传奇；从赵平与她的丛凫锦绣，到打开五彩彝乡窗口的摄影师钟大坤，这些具有浓郁川味的文艺人物和现象，通过黄基秉先生的笔，刊播（发）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欧洲时报》等对外宣传传播平台，起到了很好效果。本文开篇提到的陈彼得与四川情缘的文章，也是这一时期的杰作。

黄基秉先生对文艺题材的把握，有着毕生的爱好和“永远的追求”。在这部文集中，我们看到了不少这样的大作，它们的“文艺范儿”，本身就“自带流量”，而且，每每面对一个题材，作者总是钻进去，力争成为该艺术领域的专家型记者。写“染坊”出身的画家吴泽全如何从家传的民间艺术中吸取营养，作者详细研究吴家祖传的手艺，“在布上染花，跟蜡染的工艺有点像，但不是蜡染，而是把花纹刻在板上，把布放在板下面，再在板上涂粉或石灰，粉灰落在布上呈花形，染布时涂了粉的地方染不上色，最后再把花上的粉灰去掉，白色素雅的花就显出来了”；为了写好篆刻家何大治的成就，作者考察出主人公早年随蜀中著名金石书法家游丕承学习书法篆刻，由汉印入手而系统地研习明清流派印，广泛涉及了浙派、皖派、赵之谦、吴昌硕的篆刻艺术，后又返朴于先秦小玺，这其中尤得力于黄牧甫、赵之谦，于近现代的篆刻家中最心仪易大厂与曾默躬、来楚生诸家，最后得出结论：他“走的是被现代篆刻界称其写意派”的路子。

这样的文字，在有关文章中比比皆是。以这种风格和风骨，在国学热日渐高涨的大时代，这样的文章肯定受欢迎，也就具有它的传播价值、传承意义。

从1980年代开始，直到2018年底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黄基秉先生写过整整三代川派艺术家的代表。天道酬勤，这样的优秀新闻作品不是“易碎品”，它有着沉甸甸的价值。

从文学到文艺，黄基秉先生的新闻作品，从风格到题材的选定，因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而能留下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但是，只是把黄基秉先生的成功归结于“文学与文艺”，这肯定是片面的。黄基秉先生不是文艺记者，他的视野开阔得多，而且，他曾是一家报纸的“掌门人”，带出了一支队伍。我们看到，在文学与文艺的背后，他的作品，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人文情怀。

文化底蕴和人文情怀，究竟对一位记者、一家报社有什么作用？

我们再来看收入本文集的深度报道。深度报道，就报社而言，是调动各环节、各兵种协同作战的战役性行动；就记者而言，从题材选定到素材剪裁，从谋篇布局到措辞遣句，从意境营造到历史背景资料运用，无一不是综合素质的展现。而贯穿始终的是，要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人文情怀。

在文集中，《共和国半个世纪的足迹》《“地球”与攀西一起滚动》《古裂谷：面临历史的新挑战》《直立的精神》（注：以上4篇通讯系黄基秉与李银昭合作采写）等，读来回肠荡气。要驾驭这样的题材，要有在文化大背景下练就的综合素质。这样的新闻作品不会过时，即便时过境迁，但它们对报道对象和新闻事件的分析，会被随后的时间所证实，因而文章最起码的存史功能是不会湮灭的。而且，优秀的新闻作品提出的观点，不会随着岁月流逝而过时，如《黔江：走过贫困》《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等，在精准扶贫的今天，仍然可以起到资政的作用。

要有能够留下来的新闻作品，就要有   望时代海面的气度，望得越远越好；也要有记录历史印痕的能力，记得越准确越好。普利策说过：“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   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发出警报。”如果没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人文情怀，会有可能达到这样的高度吗？

处理重大题材是这样，即便是描写街头故事、人物片段，也要有这样的本领。一个夏日的傍晚，黄基秉先生路经成都枣子巷，忽见一幢8层高楼张灯结彩矗立路旁，走近一看，原是成都红旗商场直销商场大吉开张。在路人看来，这只是一家商店开业而已，但在具有文化底蕴和人文情怀的优秀记者眼里，发现了这个新闻事件的不平凡之处，原来这是红旗直销发展战略的一步。在短短的不到900字的《明日是晴天——红旗茶楼暨直销商场速写》中，有饱含真情对店铺和茶楼的观察，洋溢着平民心态，有对购物太婆的情真意切的对话，充满了民生情怀；文章通过经营者之口，讲出“国有企业潜力很大，只要一改过去官商作风，走出门，直接为消费者服务，就一定能打开局面，获得成功”的话，点明了主题。文章最后一句，“出得门来，已是满天星斗，明日应该是晴天”，充满诗意和真情的话，如果没有真诚的人文情怀，是说不出来的。

关于写好文章，苏东坡说过一句话：“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 作为一名优秀记者，处理各类题材就要得心应手，深度报道的大题材，纵横捭阖，高屋建瓴；新闻特写的断面，街头小景，润物无声，小处切口，大处立意。这个“高”、这个“大”，存乎一妙，最终是要落脚在“文化底蕴和人文情怀”上的。

在文化大背景观照下的新闻格局，会显得高尚而大气。

黄基秉先生一直看重文化的力量。在文集中，我们读到一篇评论，《心中有禅天地宽——读<禅就是地上的那个包>》,结合对一篇散文的评论，他说出了自己的理解，“人的心灵，若能如莲花与日月，超然平淡，无分别心、取舍心、爱憎心、得失心，便能获得快乐与祥和”。他保持着中国文化人的传统，一见妙文，便欣然自得，并对文章的作者进行热情鼓励。这篇散文的作者也没有辜负他的鼓励，几年后，该文的作者获得中国散文“冰心奖”。

这位作者，就是继任四川经济日报社社长、总编辑的李银昭先生。

文化是有传承的，一张报纸也是这样。没有文化底蕴和人文情怀的报纸，如果它的掌门人，不愿且不会深入基层采写新闻稿件，不会写一篇哪怕带有一点点文化色彩的文章（更不要说是写出像样的诗文），还把一张报纸多年积淀下来的文化脉络（更不要说是“底蕴”）割裂，让创收“软文”稿件和讨好“金主”的工作总结表扬稿一类的东西泯灭了人文情怀，尽管报纸还可以卖下去，尽管东搞一个西搞一个“新”媒体（其实从骨子里根本不懂也没有转型），表面热闹到“乱花渐欲迷人眼”的程度，终归掩不住“浅草才能没马蹄”的草木未繁、露出困窘马脚的局面。当这样的总编辑，自己都会感到别扭，办这样的报纸是可惜的。

在传媒格局发生根本变化的新时期，文化底蕴和人文情怀对媒体的滋养，意义更加重要。传统媒体需要这种滋养，新媒体也需要这种滋养。缺乏这种滋养的媒体，注定是苍白而萎靡不振的。

从文学修养的培育，到文艺题材的人文关注，并升华到文化底蕴和人文情怀的滋养，这三个维度，在这部文集中，我们都能感受得到。

黄基秉先生新闻实践值得尊重，收进这部文集的新闻作品值得阅读欣赏。

（注：作者贾璋岷，历任《四川法制报》《家庭与生活报》等报刊总编辑，四川新闻工作者协会常务副秘书长。高级编辑、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