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坚韧成就的文化巨匠

□ 蒋大海

公元纪年第二个千年结束、第三个千年开始的2000年，法国《世界报》评出“世界千年英雄”（1001年—2000年）12位，唯一入选的中国人是苏东坡。《世界报》评价，苏东坡的从政生涯同他的诗文书画一样，都属于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是“一个不可救药的文人”。

一时间，关于苏东坡其人其事，再次成为社会热点，人们好似重新发现了他的伟大与杰出，纷纷走进他、探寻他。

其实，民国时期的著名学者、文学家、语言学家林语堂，早就对苏东坡作出过最全面最到位的评价，他在其所著的《苏东坡传》中不吝赞词，称颂“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伽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癖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推崇苏东坡是“极品之人”，“人间可一而不可再”。

苏东坡对自身也有着极其自信却也颇为客观的评价，称自己“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能官能民，能上能下，能尊能卑。上可达天听，献安邦定国之策，展理政治民之才；下可与庶民结交，共其悲欢，为他们做实事、解疾苦。这是何等开阔的胸襟，何等潇洒的豁达，何等包容的恬淡！

从苏东坡一生的行状和成就来看，的确无愧于“千古完人”“世界千年英雄”的评价。

苏东坡的成就首先是文化上的，被誉为“千古第一文人”。这既体现在高度上，也体现在广度上，可谓天才加全才。苏东坡是北宋中期的文坛领袖，不论在诗、词、文、赋这些文学门类上，还是在书、画等艺术门类上，他都成就卓著，是同时代及后人仰望而难以企及的高峰。其散文著述丰富，大气磅礴，汪洋恣肆，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其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其词雄视千古，气势如虹，与辛弃疾并称“苏辛”，同为词坛豪放派代表。苏东坡亦善书法，为“宋四家”之一，其《黄州食寒食诗帖》被誉为天下第三行书；并工于画，尤善画墨竹、怪石、枯木等。在哲学意义上的人生观、世界观探索上，包括经学即“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际”的“道之大全”研究方面，苏东坡也有很高的造诣，取得不少理论成果，集成于《东坡易传 》《东坡书传》《论语观》等著作，是并不亚于他的文学成就，而为他本人和后世思想家极为看重的“日月星辰”。

同时，苏东坡作为一位官员，他的政绩也是极其卓著的，足堪与他无比辉煌的文化成就比肩。苏东坡曾官至尚书、大学士，在地方先后担任过八个州的知州和两个州的副职。他为官从政，却没有被官场的恶俗染缸污染，而保持着一颗为国为民的赤子之心。他不跟风，不媚上，不随波逐流，书生气十足，“一肚皮不合时宜”，难以讨巧，不能立脚。他在北宋政坛几经沉浮，小起大落，遭际几多漂泊、坎坷、磨难、贬黜、流放，饱尝艰辛，如同天涯流落之人，甚至因“乌台诗案”文字狱差点掉脑袋，但他都能自我调适，宠辱不惊，操守自持，未堕青云之志，仍然心心念念系于社稷，系于民生，恪尽职守，主动作为，关心民间疾苦，为百姓做实事，所到之处，无不政绩斐然，受到黎民爱戴与赞扬。他为避朝廷政争，自请外放，任杭州通判时，便疏浚西湖，修建苏堤，打造出杭州这一“人间天堂”。他在为官仅五天的登州，竟也为地方军政办了三件实事：上《登州谢上表》为民请命；上书朝廷，求“先罢登莱两州榷盐，依旧令灶户卖与百姓，官收盐税”，予民以利；整备水军，加强边防。留下“五日登州府，千年苏公祠”的佳话。晚年被贬海南儋州，那是苏东坡极为悲苦的时日，他却依然安之若素，拖着老病之身，兴水利，开良田，发展生产，并教化民众，开启民智，使海南有了第一批读书人，文风惠及后世。如苏东坡自己所说，每到一地，均“能推广上意，惠康小民”，“上答圣知，下慰民愿”，哪怕职位卑微，事项不大，只要利国利民，也决不“以小塞其责”，懒政怠政，颇有一种“报君惠民”的自觉与执着。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苏东坡为什么能够成为如此全面的千古伟人、文化巨匠？人们在探究他的人生轨迹时，往往会首先想到他的成长环境，必定是地灵人杰、历史文化积淀深厚之地。确实，苏东坡出生在钟灵毓秀之地——眉山。《广舆记》说眉山是“含灵吐玉之地”，“介岷峨之间，为江山秀气所聚”，唐《通义志》赞其“山不高而秀，水不深而清”。南宋大诗人陆游也赞眉山：“孕奇蓄秀当此地，郁然千载诗书城。”仅两宋时期，眉山即有886人考取进士，史称“八百进士”，眉山成为著名的“进士之乡”，在中国历史上是一处文化高地。在这高地上，产生苏东坡这样的文化高峰，是有坚实的根基和肥沃的土壤的。

还有不少研究者，认为苏东坡能够如此杰出优秀，是因为他天资聪颖，禀赋过人，是罕见的天才。这是不可否认的重要因素！然而，中国历史上“天纵英才”代有所出，决非苏东坡一人，但是很多人的成就并没达到苏东坡的高度，甚至远不如苏东坡，没做出什么成绩的亦不在少数。

至于说苏东坡之所以成就巨大，与他博学多识、勤勉有为等是分不开的。

无疑，上述种种都是成就苏东坡的重要因素，但最关键的因素，则是他的坚韧——迥异常人的坚韧！是坚韧，最终助力他创造了人生奇迹，助力他攀上了中国文化的高峰，也成为世界文化有数的伟人！

因为，在中国在世界，出生在风光秀美、历史文化悠久地方的人很多，有天赋而又勤奋的人也很多，但坚韧如苏东坡的则太稀少，这就是同等禀赋同等遭际而人生成就迥然不同的根本原因所在。

这种坚韧，表现在苏东坡性格的乐观豁达与随缘恬适，表现在他处世的随遇而安却不自暴自弃，表现在他不论顺境逆境都竭力有所作为。特别是在他仕途失意时，可供他选择的出路远不止一条。他可以学习魏末晋初以名士阮籍、嵇康为首的“竹林七贤”，放浪形骸，沉缅诗酒；可以参照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挂冠而去，作又一个“五柳先生”，过那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田园生活；他还可以飘然离去，遁世隐居，去终南山或回故乡峨眉山之类地方作世外高人……但他明知“入世难于出世”，却选择了艰难的直面人生的道路：不回避，不消沉，豁达、恬淡、乐观、自信、执着，坚守信念，坚定前行。

纵观苏东坡一生，他在政治上是失败的或失意的，但他的内心是强大的，保有松柏气节、万丈豪情。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作团练副使期间，于宋神宗元丰五年春，曾作《定风波》一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仍是一腔豪情和潇洒。元丰六年十一月，苏东坡为同为贬官的张怀民新君所建之亭取名“快哉亭”，并赠《水调歌头·快哉亭作》，词中有“一点浩然气，千年快哉风”之句，全词通过描绘快哉亭周围壮阔的山光水色，抒发了作者旷古豪迈的处世精神。在黄州，苏东坡还写下了雄视千古、具有史诗气派的《念奴娇·赤壁怀古》，起首之句就是“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大气磅礴，如浩浩长江。从这阙词中，谁能感觉到这是一位遭到贬谪之人的作品？他晚年从海南被召回京，途经金山寺曾写下《自题金山寺画像》诗：“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里提到的三州，均是他被流放之地，而他却自认为是他平生功业最著之地，这大约是他被贬谪中可聊以自慰的。在其他贬谪之地，苏东坡也以他的诗文，展示着他强大的内心世界、丰富的精神追求和乐观的处世态度，给人们以快意人生、济世良臣的形象，让人景慕。

苏东坡政治失意，不断被贬谪流放，也导致全家生活困窘，有时到了揭不开锅的地步。但他从未被生活的困厄压倒，他率领全家躬耕陇亩，自食其力，也要保持自身的尊严，以一种乐观豁达的态度面向未来。他被贬谪黄州期间，全家住在城南长江边上的临皋亭，为解决生计问题，在离家不远处开垦了一片荒地，种上庄稼树木，名之曰东坡，并自号东坡居士。还在此地筑屋长居，名雪堂。其在困苦生活面前的这种自力更生精神，这份乐观、恬淡，试问世间能有几人能够与之相比？

苏东坡一生关注民生，寄情山水，以诗文为乐。或者说，诗文书画伴随了他的一生，成为他精神的伴侣和寄托。苏东坡曾言：“某平生无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谓世间乐事无逾此者也。”苏东坡有着“民为贵君为轻”的民本思想，容天地万物的博大胸怀，挫折和苦难使他洞察世态，发为声，行为文，不断吟诵出千万篇金石般的诗文，而他也从歌颂河山壮美、咏叹世事沧桑和教化民众中获得快乐和满足，筑起强大的内心世界。

我由此渐渐明白：苏东坡的坚韧，来自于他心中永远有着“诗和远方”——即儒家的“入世观”：“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苏东坡在骨子里是一位忠实的儒家信徒，也自始至终是一位“达”者，秉持着“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家国理念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责任担当；保持着积极的人生态度，去规范自己的言行。这在磨难中为他的心灯注入源源不绝的能量，使之长明不熄！正是这盏心灯这团火焰，护佑着他的浩然正气、冲天豪气，给予他顽强的生命力，把生活中的坎坷、逆境视为人生常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淡然处之。这应该是他那个时期士大夫知识分子共有的理念和风骨，只不过他坚持坚守并矢志践行得更出色更杰出罢了！

从另一个角度看，我们似乎也应该庆幸：正是无比的坚韧，使得苏东坡面对政治上的无情迫害、生活上的艰难困苦、心灵上的孤寂无助，没有神经衰弱，没有自轻自贱，更没有轻生离开浑浊不堪的尘世。如果那样，我们会少了一位空前的文化巨匠，将是我们国家、民族无可挽回的巨大损失！不过，那就不是五千年来活得最精彩的苏东坡，也不是堪称为“世界千年英雄”的苏东坡了！

坚韧的苏东坡，向您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