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当代诗歌：非非主义三十年

□ 周伦佑

创立于四川的非非主义，已堂堂正正地进入了中国当代文学史和当代思想史的研究视域。三十周年后的今天，来回顾非非主义的发生、发展史，对于我，对于非非诗人，就不仅仅只是一种时间刻度，更是一种怀有诗歌信仰的圣徒般的坚守；这种坚守对应的是汉语尊严的傲慢，是方块字诗性空间的拓展！尽管有了三十年的从容，有了去除重重遮蔽的事实和价值还原，在渐趋澄明的诗意追求中，有关“非非主义”的命名，有关《非非》杂志的创刊过程，仍是一件众说纷纭的事。我曾在一些当代文学史著中读到几种不同的说法；坊间的某些传言和不负责任的言论，更增添了这件事情的歧义性。

去除遮蔽，还原事实真相，呈现历史真实，是一个严肃写作者的责任，也是我写这篇文章的初衷。

一、“非非主义”与《非非》杂志的命名经过

虽然“非非”这两个字从我嘴里吐出完全是偶然的，突如其来的，有如电光的突然一现！带有某种启示的意味。但我从来不认为非非主义是从我大脑中凭空出现的，它和产生它的那个时代的潜语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是思想解放的大时代，也是文学观念激烈碰撞和转型的大时代。“朦胧诗”之后处于暂时平静中的中国诗歌，正酝酿着一场以形式解放和观念爆炸为标志的文学运动。非非主义和作为流派阵地的《非非》杂志，就是在这个文学大时代的狂飙大潮中应运而生的。

事情还得从1985年说起。1985年夏天，我和兄长周伦佐一起从成都开始在中国南方各大学举办系列学术讲座，我的讲题是：《现代诗的想象形式》，连续讲一周；周伦佐的讲题是：《爱的哲学》和《人格建构学》，也是连续讲一周。有时我们两人的讲座在两所大学一个上午、一个下午交叉地进行。那次走访讲学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一个大事件。讲学由周伦佐发起，先在四川大学、四川师范大学举行他的个人讲座，引起强烈反响；然后他回西昌约我赴成都、重庆、武汉各大学举行我们两人的系列讲座。那一次走访讲学用“轰动性反响”来形容是一点也不夸张的。演讲不仅影响了许多人的价值观和人生观，而且其影响延续到20多年以后，我们讲过学的一些大学（如四川大学、四川师范大学、重庆师范大学、西南师范大学等）的中文系，迄今仍有老师绘声绘色地向学生讲述当年“周氏二兄弟”在该大学的演讲盛况。这一点是出乎我们意料的。

讲学结束回到西昌以后，我发现身边一群受我和伦佐影响的朋友有些躁动。我那时在西昌农业专科学校图书馆工作，妻子周亚琴原在西昌地区医院上班，后调到位于邛海边的西昌急救输血站。我们的三口之家便安顿在邛海之滨的泸山脚下。我一周有六天在西昌农专图书馆上班，每周六下班后，从城市西北郊区的西昌农专所在地马坪坝换两班车回邛海边的家里过周末。从1985年底到1986年春，不时有朋友到位于邛海边的西昌急救输血站我家里来鼓动我领头搞流派。记得是这一年的1-2月间，从重庆医学院毕业分配到西昌凉山州防疫站的朱鹰，通过我妻子周亚琴的妹妹周亚萍认识了我。朱鹰热爱诗歌。一天，朱鹰说动了西昌的几个朋友：王世刚（蓝马）、张建明（重庆“大学生诗派”成员，分配到西昌师专教书）等一齐到邛海边我家里，正式提出要我领头搞流派，张建明说：“我们要在邛海边竖一杆大旗，照亮中国诗歌的天空！”我没有同意。只是说：“你们自己搞吧，需要我帮忙时，我可以帮你们敲敲边鼓。”我那时坚持认为：文学写作是完全个人化的行为，与任何形式的集体行动无关。这之后不久,蓝马再次催促我取诗歌流派名称，说：“三哥，不是开玩笑的，你不要不当回事。”我半开玩笑地随口说了几个名称之后，无意间说出了“非非”两个字，蓝马连声叫好，说：“这是一个重要的日子。”并在日记本上记下来。在我自己，虽然在那天晚上说出了“非非”这两个字，但并不是很认真的，也还没有产生创办一份刊物的具体想法。

这个周末回到邛海边的家里。半夜，我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梦见翻开一本16开的书，奇怪的是翻开的两面只有16开的一个页面那么大，半边天蓝色的背景上现出一个红色的“非”字，半边红色的背景上现出一个天蓝色的“非”字，两个背景各异、颜色不同的“非”字合成“非非”。醒来后记忆中的图像异常地鲜明。第二天早上，我依照梦中所见，将图象和文字画出来，很像是一本16开杂志的封面，由此产生了创办《非非》杂志的构想。这便是一些研究者提到的“‘非非’产生于梦启”的事实由来——只是他们写错了一点：把“‘《非非》杂志的构想’产生于梦启”写成了“‘非非主义的命名’产生于梦启”。这样更增添了非非主义的神秘感和超现实意味。但更准确的事实是：我对“非非主义”的命名在前，梦中出现《非非》杂志封面在后；“梦启”是指《非非》杂志构想而言的。

有了这样的酝酿和准备，两天以后，我约蓝马到西昌县文化馆餐厅商议创办刊物之事。我说：准备创立的流派就叫非非主义，同时编印一本铅印刊物作为流派的阵地，刊物名称就叫《非非》，想办法在成都印刷；我马上写信通知杨黎来西昌共商大计。1986年4月21日，杨黎收到我的信后与新婚妻子小安一起坐火车到西昌。次日，我和蓝马、杨黎三人在西昌顺城街一家咖啡店具体商量了筹办《非非》杂志的相关事宜。我先向杨黎介绍了创建非非主义和编印《非非》杂志的计划，杨黎没有异议。接着商定由我和杨黎分头组稿；办刊经费由我承担一半，杨黎和敬晓东共同承担一半。杨黎当天晚上返回成都。临行前，我叫杨黎抽空去找一下原重庆“大学生诗派”的尚仲敏，并将尚仲敏的地址告诉了杨黎。此时，尚仲敏已从重庆大学毕业分配到了成都。创办《非非》杂志的事就这样确定了。

那么，为什么恰恰是这几个人，而不是其他人成为非非主义最初的发起者呢？为了使事情的原委更清楚，有必要介绍一下和我一起发起非非主义的蓝马、杨黎等人与我的关系。

王世刚（蓝马）是1974年通过我哥哥周伦佐认识我的，他当时在西昌大营农场当知青，在周伦佐和我的鼓励下学习写诗，以后成为伦佐和我最亲近的朋友之一。杨黎是1984年通过李娟认识我的，他当时已写了一些诗，正处于不被接受的苦闷中，我读了他通过李娟转给我的和随后寄给我的一些诗稿后回信告诉他：“你虽然暂时不被人理解，但只要坚持写下去，要不了几年，中国诗坛会接纳一个风格独特的诗人的。”我在信中还指出了他模仿法国新小说作家罗布-格里耶小说《橡皮》的利弊。他为此感激和振奋！尚仲敏是我和周伦佐1985年应邀去西南师大和重庆大学讲学时认识的，他当时在重庆大学读书，正和燕晓东、张建明等一起推动“大学生诗派”。

创办一份非正式出版的文学刊物，是我在“文革”后期产生自此便盘旋在心头挥之不去的念头。在“文革”那个非常时期中，我曾为这个存在于我头脑中的刊物取好了刊名：《钟声》，但由于种种原因，终于没有办成。关于这件事，我妻子周亚琴在她的一篇回忆文章中写到：“1975-1976年那段时间，这群朋友中的一些人显得躁动不安，冯月如、毛彪等想出境去缅甸参加缅共游击队；伦佑和我虽然也动了心，但经过冷静考虑后，伦佑认定他的使命是在文学上，所以打消了出走的念头。在那段时间里，伦佑多次和我商量，要办一个地下的油印刊物，刊物名称叫《钟声》，并为这事与周伦佐、王世刚、刘建森、欧阳黎海等多次商量，叫王世刚、刘建森等想办法弄油印机；并专程为这事到成都与黄果天商谈。后来虽然因种种原因而放弃，但从这里已可以看到10年以后诞生的《非非》杂志的雏形。”

但是，最直接的前因则是1984年流产的《狼们》。

1984年秋天，我会同四川省内当时创作上最具异端色彩的一批青年诗友着手创办一个油印诗刊《狼们》。刊物由我创意并主编，主旨是“提倡狼性文学”，即“原始的，本能的，没有被驯化的生命意识的自由表述”。我为这本刊物创刊号撰写的“发刊词”的第一句便是：“狼们是一群没有被驯化的声音”。第一期共收入我、李亚伟、甲子（杨黎当时笔名）、万夏、胡冬、李瑶、刘涛、陈小蘩、王世刚、刘建森等人的作品。刊物由我编好后交给杨黎在成都负责打印，由于杨黎办事太“水”而终于没有下落。但这已为随后《非非》的创办埋下了重要的伏笔。

二、《非非》创刊的曲折过程

1986年春天的西昌，4月下旬至5月中旬，我和蓝马一边上班，一边利用业余时间全力写作非非主义理论文章。

当文章初稿完成后，1986年5月17日，我向学校请了假，和蓝马从西昌乘火车去成都，在奔驰的列车上交换阅读了对方的文章，然后紧紧握手。我的文章标题是：《非非：当代艺术启示录》（刊发时改为《变构：当代艺术启示录》），文章的第四部分为“非非主义诗歌方法”，第五部分为“非非主义小辞典”。蓝马文章的标题为《前文化主义》。我高度评价了蓝马的文章，同时给他提了三点意见：“前文化主义”提法不妥，我们刚提出了“非非主义”，现在又出来一个“前文化主义”，一个流派和一本杂志里同时有两个主义，只会互相抵消；“前文化主义”作为文章标题也不好，很生硬，不像文章标题；文章结构过于松散，缺乏形式感，应作适当删节。蓝马接受我的后两点意见，但坚持要保留“前文化主义”。在我的再三说服下，蓝马最后同意放弃“前文化主义”。我当即在火车上将蓝马文章的标题改为《前文化导言》，并作了适当删节。在奔驰的火车硬座车厢里发生的“非非主义”和“前文化主义”的这个小小争执，已为日后非非内部的矛盾种下了前因。

1986年5月18日，我和蓝马在成都与最初的非非成员刘涛、杨黎、敬晓东、李瑶会合。下午尚仲敏来，我详细告诉了创建非非主义的打算，尚仲敏表示全力加盟。我提议尚仲敏为评论副主编。

期间，蓝马两次设计《非非》封面；我两次找四川省青年诗人协会第三任秘书长钟鸣开“四川省青年诗人协会”介绍信，作为印刷《非非》必需之用。

1986年5月下旬，我在成都编辑完毕《非非》创刊号，并送成都银河印刷厂排字后，便和蓝马一起从成都坐火车返回了西昌。

《非非》创刊号最引入注目的是“非非主义理论”、“非非主义资料”两个栏目刊登的《变构：当代艺术启示录》（周伦佑）、《前文化导言》（蓝马）和由周伦佑、蓝马共同署名的《非非主义诗歌方法》、《非非主义小词典》四篇随后引起广泛争议的理论文章。在《非非》创刊号上刊登诗歌作品的除四川的周伦佑、蓝马、杨黎、何小竹、刘涛、敬晓东、李瑶、尚仲敏 李亚伟、万夏等外，还有杭州的梁晓明、余刚、宁可，上海的孟浪、郁郁，西安的丁当，长春的邵春光等。

我们生活在一个有限的世界中。非非主义的意义虽然比它直接呈现的先锋诗歌流派更多，但它始终只能在文学艺术的范围内活动自己，实现自己。不管非非主义想做什么，也不管非非主义说了多少和做了多少，它只能作为一个先锋诗歌流派和文学事实而被文学史所接纳。因此，从创立至今，我始终坚持非非主义是一场指向文化与价值变构的诗歌艺术运动，而且只是一场指向文化与价值变构的诗歌艺术运动。在非非主义的早期，当与我共事的非非同仁蓝马、杨黎不满足于此，提出要以非非主义（实际上是他们心中以“气功”为渊源的“前文化主义”）来“改造人类”、“改造世界”，并最终要通过非非主义“成仙得道”时，我一方面善意地嘲讽他们的“抱负”，同时也意识到某种妄念与迷狂可能对非非主义造成的危害。在我与他二人热烈而友好的争论中，在我偶尔玩笑式的调侃中，我坚持要做的只是：把非非主义定位于诗歌，定位于文化与价值。我时常保有一种警觉，以为诗人的妄念并不都是有益于艺术的。

三、1992年《非非》复刊与“后非非”的开启

近些年来，我在接受一些研究者的访谈时，常常会被问到“前非非”与“后非非”的分期问题。因为这涉及到非非主义1992年的写作转型，所以有必要在这里谈一下。

在我的印象中，在世界艺术史上，似乎只有印象派有它自己的“后期印象主义”阶段发展；世界文学史上，似乎只有象征主义有它自己的“后期象征主义”阶段发展。其他的文学艺术流派都没有完成自己的写作转型。中国的情况也是这样，几千年的中国文学史和艺术史，没有见到哪一个文学和艺术流派有自己的发展阶段划分。而独有非非主义实现了自己的写作转型，于是有了“前非非”与“后非非”的阶段划分。从表面上看，似乎非非主义的写作转型发生在1992年（以1992年《非非》杂志复刊号的出刊为标志），实际上的转型发生得要更早一些。从现有的文献来考察，应该是在1988年底—1989年初。1989年1月6日。我在给先锋评论家朱大可的回信中，区分了非非主义理论构成中蓝马的“取消语言”与我一贯主张的“清理语言”的异同。第一次明确表示了非非主义语言理论的重大转型意向。我在信中写到：“至此，人们（包括我们）对语言的局限性、遮蔽性已谈得太多了，而对语言的生成性与敞亮性则注意得不够。对语言的生成性与敞亮性的关注，将是非非下一步的工作。”这一观点的表述，可视为1989后非非主义写作转型的信号。

1992年《非非》复刊号的出版，则标志着这一“写作转型”即“后非非”的正式开启。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因病”闭关修炼，《非非》第一次停刊。1991年下半年，当我还在大渡河畔峨眉山金顶对面的峨山打锣坪“闭关”时，就已开始筹措《非非》复刊号了。当时，我在由一整块巨大的铁矿石构形的山上，一边写作《刀锋二十首》，一边开始思考“红色写作”命题，并作一些思考笔记。《非非》复刊号的基本轮廓那时就已经明确了：“闭关”结束后马上着手编印《非非》第五期，在扉页上标示“非非·复刊号”字样；刊选作品要打破流派界限，以关注当下现实的介入诗作为主；在卷首刊登《红色写作》一文，以期对非非主义的创作理念做出方向性的调整。1991年10月出关以后，我首先要做的事情是继续写完《刀锋二十首》，正式动笔并完成《拒绝的姿态》和《红色写作》两篇文章；接着是组稿、编稿；到最后就只剩下经费问题了。就在我为办刊经费的筹集步履艰难之时，西昌的两位朋友胡途、张松荣主动向我伸出了援助之手，为我解决了外出的路费和部分办刊经费。1992年5月初，我带着编好的《非非》复刊号文稿离开西昌，先到重庆，再到武汉，在位于东湖边的武汉青年文学院熬过40度以上高温的夏天，期间，请湖北先锋画家周细平设计出《非非》复刊号封面稿样。因在武汉联系印刷受阻，离开武汉去西安，再从西安去北京。在北京大学参加完由谢冕教授主持的“中国新诗理论研讨会”后，正准备去辽宁盘锦，突然改道经山西、内蒙古、宁夏直取甘肃兰州，最后在诗人叶舟、文群的大力协助下，《非非》复刊号终于1992年9月底在兰州顺利出刊！这次跨省大行动途经四川、湖南、湖北、河南、陕西、河北、北京、山西、内蒙古、宁夏、甘肃10省一市，历时5个月，行程超过二万五千里，其艰辛程度，若非亲历，是很难体会得到的。

《非非》复刊号为16开，152页，套色封面.。封面为锌版印刷，内文为电脑排版印刷，印数500册。

《非非》复刊号在卷首刊出我的长篇诗学论文《红色写作》；在“红色纯粹”栏目刊出叶舟、陈超、梁晓明、南野、刘翔、邱正伦、杨运宏、欧阳江河、于坚、周伦佑的作品；在“水晶原则”栏目刊出王小妮、翟永明、海男、唐亚平的作品；在“时间对抗”栏目刊出芒克、杨炼、唐晓渡、西川、耿占春、王家新、邹静之的作品；在“八种火焰”栏目刊出胡途、文群、雨田、杜乔、大踏、伊沙、潘维、于荣健的作品。最后，是我撰写的“编后记”。

从以上回顾可以看出，“前非非”与“后非非”并非某一位批评家的人为划分，而是非非主义自身呈现出来的阶段性写作特征，它是非非主义内在逻辑的自我说明。这期间也没有某些研究者问到的“重新整合后非非”的事——“后非非”是在时间内部自然形成的。

根据写作理念的转换，以1989年为界，之前的非非（1986—1988）为非非主义的第一阶段，可称之为“前非非”时期，主要理论宣言为语言变构、反文化、反价值，作品一般具有非文化、非崇高、非修辞的特点；1989年以后，以《非非》1992年复刊号的出版为标志，一直到当下，为非非主义的“后非非”时期，以《红色写作》、《拒绝的姿态》、《宣布西方话语中心价值尺度无效》、《高扬非非主义精神，继续非非》、《体制外写作：命名与正名》等五篇文章为主要理论文献，其写作基点是：“从逃避转向介入，从书本转向现实，从模仿转向创造，从天空转向大地，从阅读大师的作品转向阅读自己的生命——以血的浓度检验诗的纯度”。强调对当下现实的关注，全力倡导“大拒绝、大介入，深入骨头与制度”的体制外写作，在绝不降低艺术标准的前提下，更强调作品的真实性、见证性和文献价值。

非非主义自创立以来，几乎所有的诗歌作品和理论文本都刊登在由我主编的《非非》杂志和《非非评论》报上。1986年—2016年，《非非》杂志一共出版了13卷，每卷30万字至60万字不等；《非非评论》共出版了两期。《非非》第一卷至第七卷为16开本杂志型，第八卷至第十三卷为大32开书本型。每一卷《非非》，皆有作品、理论和评论，每一卷《非非》最后都附有一篇由我撰写的大约7000—8000字左右的“编后记”，对该卷《非非》刊登的诗歌作品和理论、评论文章作详细的点评。此外，1994年11月，甘肃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由我主编的《打开肉体之门/非非主义：从理论到作品》、《亵渎中的第三朵语言花/中国后现代主义诗选》两本非非诗歌及非非理论选集；2006年8月，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我主编的《悬空的圣殿/非非主义20年图志史》、《刀锋上站立的鸟群/后非非写作16年诗性历程》两部各45万字的非非主义史著。

三十年间，按照时间顺序，先后加盟非非主义的严格意义上的流派成员有：

1986年：周伦佑、蓝马、杨黎、尚仲敏、梁晓明、余刚、何小竹、刘涛、陈小繁、敬晓东、万夏、李瑶、小安、邵春光、吉木狼格；

1987年：李亚伟、二毛、海男、叶舟、京不特、陈亚平、杜乔、朱鹰、喻强、程小蓓、谢崇明、文康、李石、杨萍；

1988年：刘翔、南野、龚盖雄、郎毛、山杉、维色；

1992年：胡途、邱正伦、雨田、潘维、大踏、文群；

1993年：曾宏、杨春光；

2000年：蒋蓝、孟原；

2001年：袁勇、杨平、张凤歧、张修林；

2002年：童若雯、董辑、马永波、黄懿；

2003年：周兴涛、二丫、蒋晓韵；

2007年：梁雪波、刘先国、野麦子飘；

2009年：王学东。

按照非非主义三十年的两个阶段划分，1992年以后，后非非诗人写作的大量具有介入向度的诗歌作品与“后非非”理论的相互印证，共同体现了非非主义的写作转型以及“后非非”的确立。这即是非非主义作为中国最大、坚持时间最长的先锋诗歌流派自信的依据，也是非非主义区别于那些缺乏理论和作品支撑的形形色色的假先锋诗歌流派的根本标志。

四、非非主义的影响与冲击

为了说明非非主义产生的影响、震撼与冲击，请读读下面这些简要的评语：

——“非非主义的出现，彻底地为朦胧诗画了一个句号。朦胧诗的全部兴奋，已经为它所包容乃至淡漠。”（著名诗评家徐敬亚语）；

——“非非的一系列完整的构架和恢宏的气度，不仅是新中国诗歌史上的第一次，而且也是近七十年新诗史上的罕见的艺术宣告与集结。”（著名诗评家徐敬亚语）；

——“展示了人类文化新的可能性。”（著名评论家陈仲义语）；

——“惊世骇俗的反文化、反价值姿态”。（著名评论家唐晓渡语）；

——“《非非》复刊号铸成了中国新诗史上辉煌的又一页，可永传不朽。”（著名学者陈良运语）；

——“在当代众多的诗歌群落与流派中，没有哪一个在诗学建树的深度、复杂和影响的深远方面，可以与它相提并论。”（著名学者、评论家张清华语）；

——“我凭着生命的本能和阅读中获得的冲击，敢断定你们的诗是一种极端地表现当代文化分裂中灵魂渴望再生的语言方式。‘非非’是一种自我解放的方式，作为一个运动，它无疑将载入史册，并把它的同代艺术搅得稀哩哗啦！”（著名评论家吴亮语）；

——“‘非非’理论和理论勇气我很钦佩。尽管我是一个价值主义者，但我认为建构的前提正是彻底的解构。我对蓝马和你的文章的许多方面深表赞同，尤其是关于文化变革需从语言变革入手，甚有同感。”（著名评论家朱大可语）；

——“我和我的朋友们（包括我的夫人）都非常喜欢并且钦佩‘非非’。四川真是藏龙卧虎之地。……我深信非非主义将在中国文化史和诗史上留名，深信与你们值得结识一番。”（著名学者、翻译家周国平语）；

——“《非非》1992年复刊号，以勇气、良心、道义与才华，在当代中国历史上留下了厚重的一笔。这不仅是对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学良心的一次拯救，同时也为整个社会树立起了道义和自由精神的火炬，更是为永恒的诗歌，诗歌的道义，给出了一次终将响亮于中国乃至世界的聚唱！”（著名学者姚新勇语）；

——“非非主义的影响，是自‘今天派’以来最大的，它超过了‘整体主义’、‘莽汉主义’以及所有第三代层出不穷的流派和团体。”（诗人、随笔作家钟鸣语）；

——“今天，喧嚣欲望下的文学失范之后，非非主义的价值旗帜被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灿烂……”（诗人、评论家赵思运语）；

——“《非非》对整个中国当前文化现状都有一种振聋发聩的意义！”（前卫画家丁方语）；

——“非非主义具有世界性的意义。”（德国汉学会主席、著名汉学家顾彬）。

从以上摘录的评语可以看出，非非主义的横空出世和一往无前的推进，给既有的文学秩序造成了何等巨大的震撼与冲击！不同于那些靠媒体炒作而短暂受到关注、最后终归昙花一现的文学现象，非非主义产生的影响是持续的，长久的，深入的。正如著名学者、诗学理论家陈仲义所说，非非主义的影响不仅限于诗歌界，而且对整个文学界，乃至学术界都产生辐射性的影响。

继1991年12月济南出版社出版的由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吴开晋主编的国家教委“七·五”重点社科项目：《新时期诗潮论》以专门的章节重点介绍和评价了非非主义之后，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学者都将非非主义纳入了他们的研究范围，并分别在《诗的哗变》（陈仲义著，鹭江出版社1994）、《季节轮换》（李振声著，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中国形象诗学》（王一川著，上海三联出版社1998）、《先锋实验》（尹国均著，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百年中国文学总系/1985：延伸与转折》（尹昌龙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等专著中，以专门的章节介绍和评介了非非主义的理论和创作。三十年后的今天，非非主义以先锋的姿态堂堂正正地进入了中国当代文学史，进入了大学和中学文科教程，成为国内外近百部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和文学史论专著的研究对象。

自20世纪90年代起始，非非主义作为20世纪的重要文学现象被写入了《中国当代新诗史》（洪子诚、刘登翰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大转型：后新时期文化研究》（谢冕、张颐武著，黑龙江教育出版，1995）、《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苏光文、胡国强主编，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中国当代文学风格发展史》（赵俊贤著，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论》（张清华著，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王晓明著，东方出版中心，1997）、《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黄修己著，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中国文学历程/当代卷》（肖向东、 刘钊,、范尊娟著，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9）、《中国当代文学史》（洪子诚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新中国文学史》（张炯著，海峡文艺出版社，1999）、《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丁帆等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中国现当代文学》（丁帆、朱晓进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当代文学研究》（洪子诚主编，周亚琴、萨支山著，北京出版社，2001）、《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金汉总主编，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中国新诗》（常立、卢寿荣著，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年）、《中国当代文学史/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王庆生、王又平、杨振昆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中华文学发展史》（从上古至近世，三卷本，张炯主编，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中国当代诗歌史》（程光炜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20世纪中国文学》（李平、陈林群著，上海三联书店，2004）、《中国当代文学史》（孟繁华、程光炜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守望先锋/兼论中国当代先锋文学的发展》（洪治纲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中国文学编年史/当代卷》（陈文新著，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二十世纪中国的现代主义诗歌》（汪剑钊著，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先锋及其语境——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研究》（程波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等近百部现当代文学史专著。

五、关于“非非”的N种解读

这里顺便谈谈“非非”的定义，即“非非”是什么意思？

“非非”这个词虽然第一次从我嘴里说出来，带有某种启示的意味，但仔细想想就知道，这个词并非我创造出来的，自佛经翻译到中国，就有了这个词的关联使用。佛教经典中有“非想非非想”之说，白居易曾据此写过“花非花、雾非雾”的句子。汉语中，“想入非非”一词是为大家所熟悉的。虽然“非非主义”的命名并不完全源于我上面讲的这些文化源头，但是，它与东方传统文化中超越性的思想维度是有某种关联性的。当然，用“非非”命名一个文学流派，并使它成为现代汉语中常用的一个独立的名词，这是非非主义的贡献。

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脱口说出“非非”这两个字是下意识的，并不知道它有什么确定的意义（即人们问的“什么意思”）；以“非非”这两个字作为刊名则来源于我梦中见到的双色图像。我最后决定用这两个字作刊名时也没有想到它有什么确定的意义。大概是这两个字的字形、读音和它所具有的某种语义的不确定性吸引了我吧！后来，在追溯这两个字的产生过程时，我才恍然记起，在说出“非非”这两个字之前两个月（1986年3月），我刚完成一篇文章叫《当代诗歌第二浪潮与新的挑战》，其中，论述到了当代诗歌写作中的“非崇高”、“非理性”倾向；两个月以后从我嘴里说出的“非非”这两个字，应该是和“非崇高”、“非理性”中的两个“非”字有着某种内在的关联——但“非非”的本义显然更倾向于它自身所具有的那种不确定性，这正是它的魅力之所在。这些年来，我看到过许多对“非非”的解释，就像这两个字的本义一样，你不能说他们都对，也不能说他们都错，反正每一种解读都是一种理解。现在，我根据记忆把这些不同的解读复写在下面：

 “非非”——就是“不是不是”；“非非”——就是“非崇高”、“非理性”；“非非”——就是“非崇高”、“非文化”；“非非”——就是否定之否定；“非非”——就是不否定也不肯定；“非非”——就是否定错误的东西；“非非”——就是No! No!激烈的否定；“非非”——就是超越是与非；“非非”——就是还原到事物本身；“非非”——就是人类思想的变构与自我变构；“非非”——就是不断地自我否定、自我超越；“非非”——就是怀疑一切，否定一切；“非非”——就是“非两值对立”； “非非”——就是取消“二元对立”；   “非非”——就是解构中的结构，或结构中的解构；“非非”——就是两只飞鸟的形象在空中展开翅膀，连续的飞翔；是永不停止的动词……等等。

至于我自己，则更愿意在“想入非非”这个词语的基本义去理解它，“想入非非”——就是人类力图超越自身的局限，去达成某种超越性的境界。还有，就是我在《非非》2002年卷的“编后记”中作过的表述：“按我的定义，写作是对不自由的意识。那么非非是什么呢？非非就是高于一切的——自由！”

诗歌往往被视作一个民族的精神镜像。当这面镜子被打碎，丧失其完整性时，许多人转身离去，这时依然会有少数人弯下腰，蹲下身子，以虔敬的心情，从地上捡起破镜的碎片，努力使这面破镜恢复完整。非非主义三十年的坚持，非非诗人写作的日趋澄明，正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

我由此坚信：只要我们拥有圣洁的精神，只要我们坚持不使自己的灵魂蒙尘染垢，只要我们手中握有的信物——哪怕只是一小块理想的碎片——不丢失，人类便不会失去最后的希望。

 （原载《作品》2018年第七期，原标题为《非非主义三十年诗性历程》，本文有删减）

作者简介

周伦佑：著名先锋诗人、文艺理论家。国内先锋文学观念的主要引领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