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路寻踪

□ 王君平

漫漫丝路长，丝帛飘华芳。

往事越千年，蜀锦最辉煌。

中国是蚕丝文明的始创国，是世界丝绸、织锦和刺绣的发源地，中国丝绸被视为古代光辉灿烂的东方文明的象征。古蜀地区是我国蚕桑丝绸业发展最早最发达的地区，是我国蚕桑丝绸的一个源头和生产基地。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陶纺轮，5000多枚来自印度洋海域的珍稀海贝、2.6米高的青铜大立人头戴花冠、身着巨形龙纹异兽纹的华丽服饰等文物可以佐证，在距今3300多年前的古蜀三星堆王国时期，丝绸手工业同玉雕、青铜文化一样，已经发展到很高的水平。以成都平原为起点，通往滇缅、南亚、西亚的商贸交通线已经形成。到汉代，成都因织锦业发达被称誉为“锦城”“锦官城”，以其生产规模之大、专业分工之细、织造技艺之精，成为全国最著名的织锦生产和商贸中心。蜀锦是我国古代最高丝织工艺水平的代表，兴于先秦战国、盛于汉唐，因产于蜀地而得名，比后起于宋元时期的苏州宋锦、南京云锦要早一千多年。早期的蜀锦称为古蜀锦，其显著特点之一是运用彩色经线的颜色来显现花纹，总称为“经锦”，亦称“彩条经锦”。

作者在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观摩“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原件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局部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护膊

(尼雅出土，汉末三国时期)

“世母极锦宜二亲传子孙”锦

(    面，尼雅出土，汉末三国)

“云头宝相花纹”锦鞋

(唐代，吐鲁番出土)

“王侯合昏(婚)千秋万岁宜子孙”锦衾局部

(尼雅出土，汉末三国)

“长乐明光”锦男裤

(尼雅出土，汉末三国)

世界通过丝绸认知中国

公元前139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以长安为起点，一路向西，经河西走廊达新疆至中亚、西亚、中近东、北非及地中海沿岸希腊罗马等文明古国，串联起一条人类历史上最长最古老的横跨欧亚大陆7000多公里的丝绸之路，把世界上几大文明中心(包括中国、古印度、两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波斯、埃及以及古希腊古罗马文明)和几大宗教(如伊斯兰教、基督教、印度教、佛教和道教等)都联通汇聚在一起，以丝绸为始源和主导的物质贸易到多种文明的融汇交流，极大地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和进步。

世界通过丝绸认知中国，中国通过丝绸走向世界。汉唐时期长达一千多年，是丝绸之路发展繁荣的兴旺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亦是川蜀蚕织业生产发展的高峰时期。随着丝绸之路的拓展和繁荣，国内外对丝绸织锦的需求不断增长，品种和数量不断增加，川蜀丝绸成为我国沿着丝绸之路大量外输的大宗商品。西汉大文学家、辞赋大师扬雄在《蜀都赋》中咏赞成都织锦盛况“若挥锦布绣，望芒兮无幅”“尔乃其人，自造奇锦，发文扬彩，转代    穷”。东晋左思也在其《蜀都赋》中描述“伎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贝锦斐成，濯色江波”。三国至南北朝形成“绫锦专为蜀有”之垄断局面。南朝刘宋时期(公元420-479年)丹阳（今南京）的太守山谦之在川蜀招募百工在丹阳苑城斗场建织锦工场，称“斗场锦署”，山谦之在《丹阳记》中记述“江东历代尚未有锦，而成都独称妙，故三国时，魏则市于蜀，而吴亦资西蜀，至是始乃有之”。蚕丝制品是一种有机质的动物蛋白纤维，极易腐朽变质，无论在地下或地上都极难长久地保存，唯独在北方丝路上特别是新疆地区，由于气候十分干燥，昼夜温差很大，在许多古墓中出土的丝绸文物历经千年而不朽，才能得以展现在世人面前，让世人能够一睹汉唐蜀锦的华丽风采。

1901年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在向导的带领下发现了掩埋在一片沙海之中的尼雅遗址，盗掘了大量的丝路珍贵文物，第一次即掠走十几大箱文物，包括丝绸织锦，此后又三次到尼雅以及吐鲁番、敦煌等地淘宝。斯坦因对尼雅遗址的发现轰动世界，紧随其后有法国的伯希和、美国的亨廷顿、日本大谷探险队的吉瑞超以及俄罗斯、芬兰等国的探险家们闻风而至，纷纷踏上古老而神秘的丝绸之路肆意盗掘、疯狂掠夺，致使我国大量弥足珍贵的丝路文物流失境外。包括大量的汉简、梵文、    卢文简牍文书、艺术品、丝绸制品、钱币、印章、绘画、壁画、雕刻精美的石刻艺术，甚至尼雅遗址上雕刻精美具有浓郁西域风格的建筑构件亦被斯坦因切割分块装箱运出境外，这些丝路上流出境外的大批文物，分别被收藏于英国的大英博物馆、伦敦的维多利亚和艾伯特博物馆、印度的新德里博物馆、俄罗斯的艾米尔塔什博物馆、美国的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法国的吉美博物馆和国家图书馆、日本的国立东京博物馆、古都奈良的正仓院和法隆寺等众多的国际著名文博单位，其中以日本收藏的中国丝绸织锦文物最多、品类最丰富，上自汉唐、下至明清的蜀锦在日本的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官办或民间的文化单位多有收藏。蜀锦在日本被称为“蜀江锦”，“蜀江”名称可能源自唐代，唐代不少著名诗人在诸多的诗词中咏赞盛产蜀锦的“锦城”“锦官城”，把锦工濯洗蜀锦的江流称为“锦江”“濯锦江”或“蜀江”，也泛指川江（即岷江），是成都和川蜀的母亲河，古蜀文明的摇篮。蜀江之名在唐诗中屡见不鲜，白居易在著名长诗《长恨歌》中有“蜀江水碧蜀山青，圣主朝朝暮暮情”“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等名句。唐乾符三年(公元876年)剑南西川节度使高骈在成都修筑罗城，改道江流，疏通河道，继秦蜀守李冰修筑都江堰，蜀汉丞相诸葛亮岁岁派兵修堰保堰、开江引水入成都之后，又做了不少修护工作。他在《锦江春望》的诗中吟咏：“蜀江波影碧悠悠，四望烟花匝郡楼，不会人家多少锦，春来尽挂树梢头。”诗中描述的蜀江即指锦城的锦江，“不会”是“不解”的意思，这首诗反映了当时民间的织锦户把织成的蜀锦放在江水清澈的蜀江中濯洗之后，挂在树梢上晾晒的情形。唐代诗人张何著有一首《蜀江春日文君濯锦赋》，描述蜀中才女、成都名士司马相如之妻卓文君制作的文君锦(汉代的一种蜀锦)放在春日的蜀江中濯锦时发生的种种奇幻变化，是诗人对蜀锦与濯锦的一首赞歌。丽人与美锦相辉映，表现了诗人超人的想象力与浪漫情怀。唐代是中日人文往来与文化交流最兴盛的一个时期，在日本，蜀锦被视为中国锦的代表，汉唐经锦被称为古代锦中之王，蜀江锦因产于蜀江之畔、濯洗于蜀江之水而鲜艳明丽，受到日本各界高度赞赏、争相收藏。近年有日本学者把丝绸之路向东延伸至京都奈良，是一种明智之举，实际上邻邦日本是海上丝绸之路最早联通的国家之一。

丝路上的蜀锦文物流光溢彩

1950年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对丝路沿线的重要节点开展了一系列普查和考古发掘工作。先后对和田民丰县尼雅遗址、吐鲁番、罗布泊、楼兰罗布淖尔古墓、两河遗址、鄯善、高昌、碎叶城等多地区开展了多批次考察和考古发掘，取得了诸多重要成果。从1959年到1999年的四十年间，仅对吐鲁番阿斯塔那的古墓发掘，就约有450座，出土各类丝织品逾千件，有绫、绮、纱罗、印花品、少量的绣品与编织品，其中最高级的锦类制品数以百计，这些文物的时代跨度约五百多年。据主持这批文物分析研究的武敏先生考证，这些织锦是运用彩色经线显花的“经锦”，主要产自成都地区。1983年9月在杭州举办的首届中国丝绸史学术研讨会上，我看到了武敏先生在会上发表的论文《吐鲁番出土蜀锦研究》，才进一步了解到丝路上出土的蜀锦文物及其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近百年来，在丝路上发掘出土的织锦是墓主人生前喜爱之物，死后用作陪葬，包括锦袍、锦裙、锦衾、锦枕、锦鞋、锦袜、锦囊、箭袋、衣料、    面。在北方丝绸之路沿线出土丝绸文物最多、最具代表性的遗址有三处，即新疆民丰县的尼雅遗址、吐鲁番阿斯塔那的哈拉一卓古墓群遗址、青海都兰的热水古墓群遗址。年代自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至五代十国时期，这是丝绸之路繁荣兴旺的时期，在唐代丝绸蜀锦生产遍及川中各主要州县，其制造规模与技艺达到新高峰，唐代中国外输的织锦几乎全是蜀锦。

2014年9月，得到四川经济日报社和成都博物院的支持，“丝绸之路蜀锦文化专家考察组”一行五人踏上了去新疆丝路的寻踪之旅。参观走访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吐鲁番博物馆、敦煌莫高窟等单位。在新疆博物馆，考察组一行参观了文物库的蜀锦文物，如出自双流唐代景云元年(公元710年)的黄地“联珠龙纹绮”，参观了该馆收藏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经锦复制品(该锦按国家文物局规定由苏州丝绸博物馆负责复制两件，一件存新疆博物馆，一件存北京国家博物馆)，原件收藏在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列为国务院规定的我国首批不准出境展出和交流的64件国宝文物榜首。新疆博物馆馆长侯世新安排我们拜访了我国丝绸文物考古的泰斗武敏先生。此时，武敏先生已85岁高龄，她每天上午还要到博物馆从事半天研究工作。她说，文物分析研究是一项十分细致缓慢的工作，新疆出土这么多丰富而珍贵的古代丝绸制品，虽然带了研究生，仍觉得人手不足、力不从心。她热情地询问起四川有关蜀锦研究的情况，以及有关成都发掘出土的老官山汉墓织锦机模型和丁桥织机等经锦织机的情况，这些情况与新疆丝路上出土的古蜀经锦相印证，互为补充，珠联璧合。成都传世的多综多蹑丁桥织机，以及成都老官山西汉墓织锦机模型的发掘出土和提花密码破解的复原研究，有力地证明这两种汉锦织机都属于当时比较流行的多综提花经锦织机，代表了当时世界上最高的丝织提花技术水平。

我们到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参观，拜会所长于志勇，他是中日尼雅遗址联合考察组中方负责人，亲自主持了对“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等汉锦的现场发掘清理工作。他热情地介绍了考古所的情况，考古发掘、研究和陈列室的藏品等信息，与我们进行了多方面的交流，互赠图书，还把在浙江大学“东方论坛”作学术报告的讲稿也赠与我，特别批准我们观摩了该馆珍藏、密不示人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蜀锦原件。这件被视为国宝中的国宝级文物，历经两千多年，能完整无损，熠熠生辉，真是人间奇迹，是代表我国汉锦最高工艺与艺术水平的珍贵物证。

千载锦绣重现昔日光辉

1995年10月26日，中日尼雅遗址联合调查组在对尼雅遗址一号墓地进行抢救性发掘时，连续清理了一批古墓，其中规格最高的是两个相邻的夫妻合葬墓（经有关专家研究判断为两代精绝国王和王后的合葬墓）。揭棺时，考古队员们被眼前出现的景象惊呆了，丰富而耀眼的随葬品，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想象，墓主人衣衾织锦之豪华，随葬品之多，规格之高，保存之完好，在新疆乃至世界考古史上都是非常罕见的。墓中发掘出20多件鲜艳如新的高级织锦，有“安乐如意长寿无极”“延年益寿长葆子孙”“世母极锦宜二亲传子孙”“长乐明光”等。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两件织锦，具有极高的工艺水平和历史文化价值，一件是“王后合昏（婚）千秋万岁宜子孙” 锦，它是覆盖在N3号墓主人身上的华丽锦衾；另一件是N8号墓中男主人右臂上部发现的一块织有“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铭文的锦质护膊，同墓中另一块相同图案和面料的织锦，上有铭文“讨南羌”，合起来是一组完整的铭文：“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讨南羌”，均为经二重平纹经锦，被评为国家一级文物。由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著名的文物考古专家于志勇所长亲自主持发掘的这一重大成果，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发现，称为中国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考古发现。

对上述两件织锦蕴含的丰富文化内涵、诡秘的图案、历史社会背景、工艺技术特征，专家和网民们有种种解读，一时成为国内外关注的一个热点。这两个汉锦被国内权威专家判定为产自四川的蜀锦，是两件国宝级文物，年代在汉末三国时期。“王侯合昏（婚）”的“王”应当指刘备，建安24年，称“汉中王”，侯是指张飞，封新亭侯。刘备儿子刘禅娶张飞之女为太子妃，以后升为皇后，可不幸在广都（今华阳）病殁。张飞次女续嫁刘禅。刘张是结义兄弟，又是儿女亲家，“王侯合昏千秋万岁宜子孙”织锦铭文，反映了这一史实。丝路上出土的“王侯”锦比较多，花色不尽相同，上述尼雅出土的那一件，工艺与艺术水平最高。

在丝绸之路出土或传世的吐鲁番、敦煌文书中，有相当数量关于丝绸的记载，也有不少殉葬的丝织品名录（葬衣物疏），在吐鲁番文书中，有“梓州小练”“益州半臂”等来自川蜀的丝绸制品在市场销售与价格等信息记录，“梓州小练”“益州半臂”标注了上、中、下三等价格。我们在敦煌博物馆看到的伯希和文书（编号 P3644）上面有一段相当于店招式的千年蜀锦广告，开头就是“西川织成锦”，如：“西川织成锦、红川锦、软锦、紫锦、天马绫、踏山立豹绫、竖角犀牛绫、彭山绫、河北道大官复袄子、段绫、大白绫、皂绫、皂绢、白生绢、四十尺红绫、百花绫、白练绣线绫、皂绫绣汗绮、金线绣袄子、红绮袄子、碧绮袄子乞。铺上新铺货，要者相问不须过。”在丝绸之路上这类招徕顾客之广告，颇具代表性，大意是本店新到了一批川蜀等地的蜀锦丝绸制品，不要错过机会，赶快来买呀！敦煌文书上这段文字记载提到了来自西川的织成锦、红川锦、彭山绫等，罗列的丝绸及服饰品名较多，反映出丝绸作为一种主要的商品，在丝绸之路上流通和贸易的盛况，而产自川蜀的蜀锦和丝绸制品占有主导的地位。其中列出的“红川锦”，是红色调的川蜀织锦，红色是蜀锦常用的主色调，代表吉利和喜庆之色，最为著名，史称“蜀红锦”，唐诗中有自古“蜀中绯色天下重”“蜀船红锦重”等描述。

在丝绸之路沿线从事丝绸贩运和贸易，传播丝绸文化的民族比较多，如回鹘人、匈奴人、鲜卑人、粟特人、突厥人、吐蕃人、吐浴晖人、斯基泰人、汉人等，尤以粟特人最擅长经商，店铺多，生意很红火，甚至办厂生产，被誉为东方的“犹太”。

北方丝绸之路开通以来，在汉唐时期，川蜀的蜀锦丝绸制品就大量地、源源不断地输往西域地区，从中亚、西亚，直至中近东和地中海沿岸各国，为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无法估量的巨大贡献。我们要追回那段不应忘却的历史记忆，重现昔日蜀锦丝绸文化的光辉。有道是：大漠深处埋锦绣，千载沧桑色依旧。一朝出土重现世，惊艳人间好风流。

习近平主席发出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引起世界的高度关注和丝路沿线各国的积极响应，建设互利互惠的经济合作关系，建设互联互通的命运共同体，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同和参与。古老而神奇的丝绸之路，必将焕发出更加灿烂的光辉。

 （作者系四川省嫘祖蜀锦蜀绣研究开发中心主任、高级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