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中天台：对瓦屋山的玄学史阐读

　这是一个人与一座山相互等待的故事。这个人是我，这座山就是瓦屋山。

　其实说“故事”是不很准确的，虽然“故事”是指难以忘却的往事在时间镜像中的暧昧映现，但按照故事所需要具备的情节性要素，却不适用于我与瓦屋山的这种特殊关系。我对瓦屋山的瞻望与想象，是在还不知道这座山峰的名字时开始的；等到印证瓦屋山的名字已是十多年以后；而在想象中对瓦屋山的某一次决定性的登临，则像解构主义批评家德里达阅读框架中的一部小说的主题，总是被不断旁逸出的枝节岔开而一再延后……

　一、大渡河高岸的瞻望

　对一座横空凸现于眼前的山峰最初的敬意，是在大渡河高岸一座由一整块巨石构形的山上被唤起的。在我的“瓦屋山想象史”的阶段划分中，有一段可称之为“前瓦屋山”时期的奇异之旅。1990年4月，我被搁置于怪石嶙峋、刀砍斧劈般的大渡河东岸近三千米高度的一个叫做“峨山打锣坪”的地方，体验一种在现代社会已经近乎绝迹的集体化生活。在与此高度相匹配的凛冽中，石头、浓雾与茶树，是这个故事的主要内容。此地位于成昆铁路从昆明往成都方向金口河的前一站，在峨边县境内，峨眉山金顶的斜对面，一个由含铁的巨石围成的环形结构。山上连接山下峨边县城的只有一条可供两轮马车和人行走的山路，马车主要拉运日常生活用品和接送邮件。这种交通一年也只能持续七个月，一进入每年的十一月份，大雪就要开始封山了，直到第二年四月份冰雪融化，才能与外面的世界重新交通。

　关于这次奇异的经历，我曾在当时写作的《石头构图的境况》一诗中做过记述：

　从来没有深入过的一种情境

　猛烈地攫住你。庞大的岩石上面

　一些含铁的石头冷冷堆积起来

　成为境况和墙

　诗比较长，完全是纪实性的。正如诗中所写：这不是想象中的任何一种游戏/以生命作为代价的身临其境/在石头内部，你必须接受这些石头/成为这个构图的组成部分//。并且，还必须热爱这些石头，人的石头和物的石头，热爱并且亲近。从墙到墙，从灵魂到眼睛。诗的后面清楚地标注着写作的时间和地点：1990年10月3日，中秋节，于峨山打锣坪。

　二十五年后的今天，这首诗已经成为当代汉语诗歌的一个经典性文本，被收入各种选集。但在当时我绝对没有想过，也不需要想，这首诗（以及在这里写作完成的其它诗歌作品）在我的有生之年能够出版并且获奖。需要说明的是：我在这首诗中写到的“含铁的石头”，在中国当代诗歌的解读中，被评论家和研究者赋予了象征的含义，认为是以深入其境的经历，表现了一个中国诗人的境况。其实这首诗中表达的“黑铁意象”，不是我刻意营造的，而是自然达成的。我被搁置于其上的这座峨山，本身就是由一整块巨大的铁矿石构成的，在整体主义的山上，到处散布、堆砌着像房屋般大小的巨型石头。这里的每一块石头都是含铁的，包括那些散落在溪涧边随处可见的鹅蛋形的小石头，呈黑褐色，虽然外表圆润，但拿在手里，却有着超出普通石头几倍的重量！在我暂时寄居的峨山打锣坪，铺路的石头是含铁的，砌墙的石头是含铁的，楼上楼下，院内院外，几乎所有入眼的东西都含有铁的成分——甚至那一日三餐借以维持温饱的牛舌头形状的馒头入口时，也常常会咬到细碎的铁砂子……

　在这里住久了，当一个人在一面镜子中面对自己孤独的影像时，你会感觉到内心的柔软部分正在被一点点吞噬掉，而生命在不知不觉中被加入了一些坚硬和沉重，言辞也变得具有杀伤力。正是由于这些黑铁元素的侵入和锤炼，我对自己生存境况的近乎纪实的描写，竟然在不自觉中使“含铁的石头”这个非虚构的所指，上升为一个“黑铁意象”。这是苦难赐予我的福分。

　作为这段特殊经历的主要内容“石头”、“茶树”和“大雾”，也可看作是大渡河峡谷东岸这座峨山上主要的风物特色。“石头”前面讲到了。再说说“茶树”和“大雾”。在云蒸雾集的大渡河峡谷上方，一梯梯翠绿的茶树隐身于浓雾之中。这里的茶树和浓雾是浑然为一体的。据我道听途说了解到的情况，整个峨山上分布着几千亩茶树，仅我所在的打锣坪就有近千亩茶树。茶树都是沿着山的坡度自低而高一梯一梯向上延展的，所以称为茶梯。从饮茶者摇身而变为采茶者，是我完成的一次重要的角色转换。在触手愉悦的青花瓷茶具中是不可能学到这种知识的：一年分四季，而茶则只有三季：春、夏、秋，以春茶为最好，夏茶次之，秋茶更次之。而且，采茶也是有讲究的，带班组长和老茶农传授的口诀是：“一芽三叶”。采多则茶叶偏老，采少则茶叶太嫩，所以只能采摘刚萌发出来一个芽尖带三枚叶片的那种新茶。俯身于满目翠绿的茶树，按照“一芽三叶”的要求，双手不停地动作，看着那些带有露水的鲜嫩叶片，渐渐堆满随身背挎的茶篓，让人忍不住要挑几片放在嘴里咀嚼品尝。这种刚从茶树上采摘下来的鲜茶叶，口味偏苦，与炒制后的茶叶口感极其悬殊；我曾用这种鲜叶片泡茶，除了一点淡淡的清香，一点茶味都没有。

　至于雾，一开始我只是好奇，并不知道它对于茶树的重要性。有了春、夏、秋，再到春，一个轮回的采茶经验，才懂得茶真正是靠雾滋养的——不是水土，而是大雾，才是茶树的天然食粮。所以，自古以来，茶树总是生长在云雾山中。在此等高度上生成的雾，其实就是云，或者称之为云雾才更恰当。在这里，不仅茶树隐身于浓雾之中，采茶者每天的作业也都是在浓雾中进行的。不是从远处观看云雾缭绕的风景，而是在浓雾蔽日的茫然中劳作。这里的雾，最浓的时候，使人感觉得似乎有重量，可以抓一把放在手里，屏息看它的细微变化。

　最令人宽慰的自然是浓雾洗净之后的晴天。云飞雾散之时，便是别样的世界。如同我在一首五言古体诗中写到的：“俯首临深豁，望远见高台”。我所在的打锣坪在峨山的次高点上，前面是深壑湍流的大渡河峡谷，再往上是原始森林，本地人称之为“老林子”。要望远，只能朝大渡河峡谷的对岸看——

　右前方两点钟方向：在一脉山的边缘处耸立着一座山峰，经人指点，知道那是大名鼎鼎的峨眉山金顶。远远望去，不过是普通山峰群体中的一座，并不见有任何卓绝之处；唯有每天清晨朝阳给它抹上一层金晖，使它映射出耀眼的光芒。那是它最能夺人心魄的时刻。

　真正的惊奇出现在我的正前方12点钟方向：大渡河对岸峰峦凸起的一系列山峰之间，只见一壁巨大的奇峰高标于众峰之上，使其它的山峰顿失崔巍，而唯有它被我从海拔三千米的高度瞻仰。此峰之奇一在其形状为方形，如一块巨型秦砖之规制，两边与其它的山体没有勾连，也不与其它的山峰比肩；奇之二，此峰集千仞绝壁之险，其顶部却呈现一字平的齐整，虽然因为我所在的峨山打锣坪高度比它略低，无法看见其顶部的平展程度，但能想象那是一个可以屯聚千军万马的理想所在。仔细看去，在白昼的坦呈之下，崖壁基本是裸露的，一色的石灰白中，间或现出一抹一抹肉丝红。因为它的峰壁面向着我所在的方向，故而，每天早上太阳跳跃出升时，霞光总是首先倾泻在那巨大的岩壁上，仿佛一只巨手擎着转炉把金色的溶液往壁面上粗暴地涂抹，将一幅硕大无比的重彩油画垂挂在我的眼前。更神奇的景象发生在傍晚时分：由于临东向而位于西岸，每天的太阳正是从此峰的一字平顶上落山的，正当太阳将要坠下峰顶时，一些云彩赶过来围在落日周围，好像一些云彩在挽留落日，努力不让它坠落，一些云彩在拼命地把落日往下按，要它快点落山——就在两种力量相持不下之时，突然间，仿佛千万面铜锣同时敲响，万丈光华从云层中激射而出，伴随着神秘、磅礴的重金属音乐，落日的周边变化出色彩斑斓，形状万端的奇幻异象……某个工休日，我正在室内看书，被一位室友唤到窗前目睹这一奇观，顿时被惊得张开嘴半天说不出话来。我在这里写到了“铜锣”和“重金属音乐”，并且用了“仿佛”这个词，但这绝不是比喻性的夸张，而是实感的记录。我在那个傍晚的那一个时刻，在落日即将坠下山顶的那一个瞬间，确实听到了铜锣敲击声和重金属音乐声。那于瑰丽中带有某种诡异气氛的神秘景象，不管事后怎么描述，都已不能复原当初的震撼了。

　出于对集体化生活的一种本能的抗拒和排斥，有一段时间，每当遥望着那一壁高踞于众山之上的的方形山峰，暗地里不由得生出一种愿望，幻想着哪一天带足维持基本生存的粮食和一只狗，还有写作的纸笔和几十本书，到那高敞的山顶上搭一间茅屋，一个人独自在上面没有人打扰地读书、写作。几年之后，一定带一部真正的传世之作下山。

　因为隔着大渡河峡谷，距离太远，当地人大多不知道那一壁奇峰的名字。一次遇到一位到后山老林子采挖竹笋的老人，才听他说，那山好像是叫做“老屋山”或者“老瓦山”，因为是听父辈讲的，真正叫什么名字，他也说不清楚。自此以后，“屋”和“瓦”这两个字就深深地嵌进了我的记忆里。穿过“石头构图”的境况，在距离前面那首诗的写作时间12年以后的2012年11月，我在长诗《绝对之诗》中再次写到了大渡河和“峨山打锣坪”：

　多年以前，我被含铁的巨石困顿

　石头的危险构图，成为我的境况

　四壁合围的石阵，用饥饿孤绝我

　河水大渡的峨山，诗人在一面铜锣上

　闭关。非诗的肉身被死亡淬炼

　纯然的诗意，在困厄中慢慢结晶

　这里写到了“大渡河”，写到了“打锣坪”，写到了峨山之上“含铁的巨石”，以及“石头之阵”中的饥饿与困顿，对于我的诗歌写作乃至句法转换所具有的淬炼意义，这其中当然包括每天开门见山所见到的那一壁方形奇峰从内在对我的提拔和锻炼。从1990年4月上山，至1991年11月下山，我在这座含铁的巨大石山上的一间石屋中总共困守了一年七个月，按天计为576天。期间，除了学习采茶、观山，还在这里写作完成了组诗《刀锋二十首》，以及诗学论文《红色写作》的最初笔记。因为《刀锋二十首》的广泛传播，今天“峨山打锣坪”这个地名，已经成为中国现代诗句法转换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背景性注脚。

　记得1991年在大雪封门的石屋中过第一个春节时，我曾为自己撰写了一幅对联，按自左向右的读字顺序，右联是：“山中岁月一盏灯，”左联是：“海上心情万张帆。”横批是：“动静在我。”“山中岁月，海上心情”，确是我那一段被石头围困的蛰居生活的真实写照。

　以上简单勾勒的这些巨石与落日的情景，便是我在“前瓦屋山时期”的经历与收获。1991年11月离开峨山打锣坪，也远离了那一壁每天与我照面，用其高度和险峻提炼我，充盈我的神奇山峰。待到真正知道“瓦屋山”这个名字并向它靠近时，已是16年以后的眉州之行了。

　二、在眉州印证瓦屋山

　因为苏东坡的名字我很早就知道眉山了。1988年去仁寿县师范学校看望一位朋友，也曾从眉山经过；这一次直接越过九百年的时间距离，径自住进了苏氏父子的家里。大约是2003年的一个夏天，因为报社一位朋友的介绍，眉山文友周闻道在成都与我相识。期间或眉山或成都，有过几次茶聚。2007年秋，周闻道邀请我到眉山小住，这一年的10月16日，我住进了眉山朋友为我挑选的临时居所：苏东坡祖屋三苏祠景苏楼的205客房。

　记得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大概是1996年），在成都很偶然地在一本地方画报上看到一幅照片，题图的标题好像是“日照瓦屋”。只见一座被霞光涂抹得通体金黄杂带肉红色的平顶山峰高踞于云表之上，立即在我内心唤起一种触电般的惊喜：这不是我在大渡河边看见的那一座山峰吗？在照片的文字介绍中提到了“洪雅”，但我不知道洪雅在四川省的哪一个地方。况且我当时正为生计的艰困而抑郁，没有过多的心情去思想这件事，过后也就淡忘了。但正是从这本画报提供的照片信息中，我知道了“瓦屋山”这个名字和“洪雅”这个地名。到眉山后，了解到眉山市所管辖的“五县一区”，包括我在画报上看到过至今依稀记得的那个“洪雅”。因为确定了“日照瓦屋”中的“瓦屋山”就在洪雅县境内，我这才第一次知道了那座在我心中时隐时现的奇峰所在的具体位置。在我内心深处断念了很久的那一座山的意象，也在无意的冥想中慢慢浮现出来……

　在我入住三苏祠后所写的第一首诗的开头有这样几行：

　秋天刚收拾完残局，菊花

　还在坚持。一首诗，打开白雪的

　大门，让我在凛冽的寒意中等你

　我在等谁？是在等一个人？等一篇决定性的宏论？还是在等待着与那一座山的相见？以周闻道为中心的眉山散文写作圈子，有八、九个人，其中主要为周闻道、张生全、沈荣均和周强四人。周闻道中等身材，圆头圆脸，五官端正，顶发已有了一些耗损。他比我小几岁，有着年轻人的激情与活力。时任市级政府发改委主任的他，对散文写作的热情与专注绝不亚于任何一位专业作家，出版有多部散文作品。他长于经济形势分析，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曾在报刊开有经济专栏，发表的文章后来结集出版。他待人包容宽厚，在我认识的所有朋友中是真正能包容和接纳不同意见的唯一一位。仅此一点也可看出其超出于常人之处。

　从洪雅调来眉山的张生全身板笔挺，皮肤微黑。其人悟性高，文笔好，写作勤奋，具有自觉的文体意识和极细微的文字感觉，出版有《在屋檐下看天》；此外，还有一个优点：做事认真，一丝不苟。他是与我交往、交流的眉山作家中，初步确立现代写作意识的一位。惜乎眼界稍窄，观念欠缺些超越性。

　也是从洪雅调到眉山的沈荣均，戴一副眼镜，长得很斯文，有一个引人注目的大额头，此额头整天泛着神光，光泽照人，表明其人心态好，能保持愉悦的心境。沈荣均是眉山作家中最富有诗情，也是最性情的一位。其人多才多艺，不仅写诗，写散文，写小说，而且玩收藏。其诗歌、散文写作，皆达到较高的水准，出版有多部散文集。在青花瓷收藏和鉴赏方面，在业界已小有成就和名气。他的一首情诗：《腊梅，我把你想成桐的样子》，在网上和诗歌朋友圈中广泛流传。

　和周闻道一起从乐山市调到眉山的周强长得很英俊，持有纯正高雅的艺术趣味。对文学特别是散文，有很高的批评鉴赏力。毕业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四川师范大学，听过我和伦佐的讲座，后在乐山师范学院任教，以后调到眉山市经贸委工作。我到眉山时，担任眉山市三产办主任。此君的遗憾是创作动力不足，写得太少。

　老家同在洪雅县桃源的沈荣均和张生全，对家乡的风水人物有很深的感情。闲谈中，听他们说起那些分布于洪雅山水中的乡镇地名，就像是在作诗：桃源、止戈、天宫、将军、东岳、花溪、柳江、高庙、三宝、汉王……这些地名都已存在数百年（有的一千多年）了，可以想见，起这些名字的洪雅先人一定是很有文化、很有审美品位的。其间，也经常听他们说到“瓦屋山”这个名字。在正式调到眉山市文联之前，沈荣均曾在洪雅负责瓦屋山水库移民搬迁、安置的文字宣传工作，与张生全合著有长篇报告文学《瓦屋脊梁》，两人曾多次登上瓦屋山。

　入住三苏祠景苏楼的这一年，冬天来得比较早。刚进入阳历的十二月，天气就已经很冷了。上午常常大雾弥漫。公园中的那些桂花树，被浓雾包裹成一个个松软的大棉球，几步之外就看不见人。借着住在公园内部的便利条件，我经常在这个时候从后门进入内园中漫步。有一天，就在我走到刻有“电视剧《红楼梦》‘黛玉葬花’取景拍摄处”的一个不到一米高的石碑处时，突然在一座假山的后面，刺破层层迷雾，一株蔷薇突然绽放在我的眼前！那些燃烧般的花朵，就像逆境中的青春，就像反传统的抒情，就像李金发所说“死神唇边的笑”……使我的心情为之一亮！正在这时，不知从哪个方向传来了宫崎骏《天空之城》的音乐。一座天空之城——如同我心中的瓦屋山，有着精神和物象的两种高度。在我多年研习《梅花易数》的经验中，我知道这种骤然照面的异象对于我的启示意义。从横断山脉的反主流水系，到苏东坡祖屋的一株反季节绽放的蔷薇，我知道：一个新的开端正在等待我去剪彩。在当天写作的一首诗中，我记录下了这个画面：

　苏东坡宅院的冬天，一株

　蔷薇的反季节绽放

　撕破冰雪大幕的阴冷画面

　把一座天空之城给我

　从以上的记述中可以看到，我在后来给“在场主义散文/开端卷”所起的书名：《从天空打开缺口》，是有来源与出处的。在三苏祠，与周闻道等人平时交流的话题，绝大多数与散文写作有关。由于之前我对散文研究不多，正好趁这个机会补补课，于是想办法购买和借阅了大量的中外散文理论（包括散文史）方面的书籍。经过系统的阅读和深入考察，我有了三个方面的重要发现：一、中国散文两千多年，外国随笔（essay）五百多年，有关散文的理论竟然是一片空白；在西方的文体分类中，甚至没有“散文”这一种文体。二、国内学者几十年来辛勤耕耘，建构成史、成为国家二级学科研究对象的所谓“先秦散文”，竟然专指中国秦代以前夏、商、周（包括春秋、战国）历史阶段的所有文化典籍：《周易》、《尚书》、《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墨子》、《荀子》、《韩非子》、《山海经》等等这些中国古代占筮学、历史学、哲学、伦理学、法哲学、政治学和神话地理学著作。这是把所有非韵体的“古文”错当成一种文学体式的散文。谬误莫甚于此邪！三、现在的“白话散文”则指用以区别“韵文”（verse）的“与韵文对立的、没有韵的文章”（prose），包括：报告文学、杂文、特写、随笔、游记、文论、书评、时事评论、抒情散文、小品文、回忆录、演说辞、书信等等，却又不包括同为“没有韵的文章”的小说、戏剧、文学评论，以及哲学著作、历史著述、人物传记和其他学术论文。此种混乱带给我的震惊可以想见。

　那么，我们所说的“散文”在哪里呢？我带着疑问继续考察。我在阅读的质疑中进行的证伪、稽考和勘误，其实就是去蔽。也是通过去蔽寻找散文的本体和文体的过程。阅读了数千万字的资料以后，我有了写作一篇散文理论文章的冲动。

　在古眉州苏东坡祖屋一座阁楼的客房里，自2007年12月5日初冬的微寒中动笔，至2008年1月25日大雪纷飞中激情充沛地写完了初稿。前后只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就在近乎神助的状态中一气呵成地完成了近五万字的散文理论长文：《散文观念：推倒或重建》。文章还在写最后一部分时，我就已经意识到此文必将在中国散文界引起狂烈的地震和愤怒的骚乱。文中的两章：“推倒‘先秦散文’说”、“推倒‘广义散文’说”，已埋下必然的导火索！先验地，我已听到了他们的愤怒。在我的写作经历中，凡是重要的作品（不管诗或是文章），完成后，在重读时都会有一种“非人力所能为”的感觉；这次又有了这种感觉。文章中贯彻始终的沛然之气和千钧笔力，使我感觉到不仅是站在苏东坡的肩上，而且被一种神秘的力量托举到我想象中的瓦屋山的高度。

　与此同时，在我的间接介入下，以周闻道为首的眉山散文作家创建散文写作流派的筹划也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散文理论长文完稿后，稍事休息，我拟出了两个散文流派名称供周闻道等人讨论，一个是“介入主义”或称“介入散文”，一个是“在场主义”或称“在场散文”。张生全坚决同意和主张“介入主义”和“介入散文”，认为这个命名旗帜鲜明，主旨明确；其他人则模棱两可。经过几番讨论和斟酌，周闻道否决了“介入主义”和“介入散文”，而决定采用“在场主义”和“在场散文”这个命名。名称确定后，我在《散文观念：推倒或重建》的理论大框架下起草了八千字的《散文：在场主义宣言》。在宣言中我将“在场”作为本体论，而将“介入”作为方法论，仍然将“介入主义”的基本观点纳入到在场主义的宣言中，概括表述为：“介入——即是去除遮蔽，”“介入——然后在场”这样两个相互关联又各自独立的命题。从以后的写作和批评实践来看，对在场主义的解读，包括周闻道本人在内的在场主义同仁，在不自觉中一步步逐渐把重心偏移到“介入”这个观念尺度上来，实际上还是回到了最初的“介入主义”主张。这就叫“时势比人强”。我早就倾听到了那种召唤。如果偏离太远，时代的潜语境一定会把我们校正到它早就暗示出的方向上来。

　果然不出我的意料，继2008年3月8日《散文：在场主义宣言》在“天涯社区”网站发布后，《散文观念：推倒或重建》全文连同五千字的“小词典”在《红岩》杂志2008年5月号发表，顿时在中国散文界和散文理论界掀起了轩然大波。包括北京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四川大学、四川师范大学、广西师范大学等在内的全国十多所大学先后召开了专题讨论会；《红岩》杂志、《文艺争鸣》、《艺术广角》、《当代文坛》、《中国散文评论》、《重庆评论》、《南方都市报》、《文学报》、《羊城晚报》、《时代信报》以及各种网络论坛上陆续发表了许多争鸣文章。这一场争论被著名学者孙绍振视为：“一个在散文史上意义重大的‘事件’。”

　在相处的这段时间中，我的瓦屋山情结渐渐被眉山的朋友所知悉。沈荣均知道我想上瓦屋山，特意送了两本印有瓦屋山彩色照片的图书给我，一本《生态洪雅》，一本《留连洪雅》，其中《留连洪雅》是他参与策划撰写的。两本书翻开的首页都是从远处拍摄的瓦屋山全景。从图片上看，那方形的形状，那拔地而起的气势，还有似曾相识的“瓦”字和“屋”字，立即让我想起在那本《四川画报》上看到的“日照瓦屋”照片，同时联想起多年前在大渡河峡谷上方望见的那座被当地人称为“老屋山”或“老瓦山”的平顶奇峰。虽然从地图上看，洪雅县城与大渡河之间有近100公里的距离，但减去洪雅去瓦屋山77公里，差距也就二十公里左右。况且，我是站在山上看山，在三千米高度上的峨山打锣坪望远，能清楚地看到几十公里以外的山峰，比如峨眉山金顶，比如那一壁方形的“老屋山”，大概都在这个范围之内。所以，我初步判断和印证：图片上的瓦屋山和我当年在峨山打锣坪瞻望的那一座方形的山峰应该是同一座山。这种惊喜，就像一位朝夕相处但不知道真实姓名的朋友被强行分隔后，经过多年的艰难寻访，突然知道了他的名字一样！心里产生了一个念头：去瓦屋山看看，再次印证一下它是不是我当年在大渡河高岸瞻望的那座奇峰？听眉山的朋友说，从眉山到瓦屋山有一百多公里之遥，且多为山路，却一点也没有减弱我想去瓦屋山的冲动。

　周闻道听说我的想法后，对我说在眉山期间一定安排登一次瓦屋山，只是因为前不久他们才在瓦屋山上开了一次笔会，所以只能等过一阵再说。以后，在朋友们茶聚、餐聚时，我总是会说到“瓦屋山”这个话题，而周闻道也很在意地说要安排时间去。第一次真正打算要去时，听说大雪封山了，瓦屋山上不去。想着那满山的杜鹃花只能在无人的寂寞中独自灿放，心中顿时生出几分索然。又一次准备启程时，洪雅那边报来消息：从山下通往瓦屋山的道路被暴雨冲断了，思绪又一次经历困顿。再后来，我离开了眉山……

　虽然这一次距离瓦屋山这么近，近得仿佛就在眼前。从图片上呼之欲出的巍峨观看它，从洪雅朋友的言谈崇尚中了解它，一步步，似乎登临已经确定了，眼看就要实现多年的心愿。但一次又一次错失机缘！对瓦屋山的登临，就像一部经典作品的前设主题，在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批评框架中被再一次往后延搁……

　三、走近瓦屋：别一种登临

　这次真的要去洪雅了。如果时间合适，我一定要上瓦屋山看一看。每年的夏秋之交，是在场主义散文奖的颁奖时间。周闻道提前半个月打电话告诉我：今年的颁奖活动在眉山由眉山市政府主办，颁奖仪式结束后，还要组织著名作家到各个县采风。所谓“采风”，其实就是有目的的观光。我说我去洪雅，想去一趟瓦屋山。他说他叫人问一下洪雅那边，估计会有去瓦屋山的安排。

　2015年8月19日到眉山。20日，全程参加“中国散文之乡”挂牌暨“第六届在场主义散文奖颁奖仪式”。会上作为终审评委，由我给获本年度“在场主义散文奖/提名奖”的四川作家阿来颁奖。在程序化的颁奖活动中，有一件事值得在这里叙及：我和妻子周亚琴与陈仲义、舒婷夫妇有着很内在的朋友情谊。1991年的最后一个星期天，我到福州参加“柔刚诗歌奖”的颁奖和领奖仪式，会后，顺道去厦门鼓浪屿看望陈仲义、舒婷，在他们家住了两天。此后，天涯一方，各忙各的事，虽有书信、电话问候，但见面的机会很少。除了与陈仲义在外省的诗歌活动中见过几次面，舒婷则一直没有见到。2014年到厦门鼓浪屿参加“鼓浪屿申报世界物质文化遗产可行性”讨论，会议地点就在陈仲义家附近，但因舒婷去北京参加全国人代会，所以没有见着。这次，她是因为获得“在场主义散文奖/单篇奖”来领奖，这才又见面了。这是我与舒婷时隔二十四年后的再次见面。一见面她就问：“亚琴怎么没有来？”我说“亚琴一般不参加这些场合”。她说这次来最想见的就是亚琴。再三要我问候亚琴好。我将舒婷的问候电话转告了亚琴，亚琴说，一定请舒婷会后来家里做客。因为舒婷的行程已确定，我只好请舒婷和陈仲义下次来成都时，把行程安排宽裕一点，一定到家里做客，尝尝亚琴做的川菜。会后道别。然后按照会议安排，各赴各的观光县去了。

　到东湖大酒店签到的第一天，我就在“会议指南”上发现：我不是按原来说的去洪雅，而是被安排到去丹棱县的一组。我立即找周闻道希望改到洪雅。经负责会务的沈荣均与洪雅县、丹棱县两边沟通、协调，终于把我改到了去洪雅的一组。至于是不是要去瓦屋山，要听洪雅那边安排。在颁奖活动之前我就选择去洪雅，当然是因为瓦屋山。这几年虽然忙于自己的写作和学术研究，但对瓦屋山的念想，还是不时萦绕于心中。闲暇时，为了了解瓦屋山的历史沿革，我查阅了一些书籍，发现关于瓦屋山的记述十分稀少。现在被引用得最多的是苏轼于公元1076年（熙宁九年）在密州任上，寄赠给时任眉州知州的四川渠江人黎錞的《寄黎眉州》中的两句：“瓦屋寒堆春后雪，峨眉翠扫雨余天。”洪雅贤达之所以推崇苏东坡这一联诗意平平的对仗句，是因为这两行诗将瓦屋山与峨眉山并列在一起；还有陆游的“山横瓦屋披云出”。这是南宋诗人陆游入川任嘉州（今四川乐山）刺史时，所写的七言律诗《再赋荔枝楼》中的一句。从诗中可以看出，陆游的这首诗是在嘉州（乐山）写的，他并没有去过瓦屋山，但肯定听说过，所以在诗中写到了瓦屋山。此外，似乎唐朝的李白也写到过瓦屋山：“朝登北湖亭，遥望瓦屋山。”但仔细一查，发现他写的竟是另一个瓦屋山——江苏溧阳的瓦屋山。虽然这座瓦屋山的山顶是锥形的，并不具有“瓦屋”的形状，而且海拔高度只有410米，李白却为它写了很长一首诗，题为《游溧阳北湖亭望瓦屋山怀古赠同旅》的这首诗，全长二十八行。对于四川家乡的这座瓦屋山，李白的诗中却一字没有提及。翻遍《李太白文集》、《李白诗文系年》，找不到一处他写洪雅瓦屋山的诗或文。这或许是因为笼罩于瓦屋山的某种诡异气氛，使李白对瓦屋山敬而远之。

　相比之下，晚于李白很多年的清代四川学政、诗人、书法家何绍基，倒是真正深入过瓦屋山，为瓦屋山写了很多诗；也是对瓦屋山评价最高的一位。我根据“何绍基年表”查证了何绍基出游瓦屋的具体时间，不是像现在某些文章说的他初任四川学政的头两年1852-1853年，而是1855年（咸丰五年）旧历乙卯年的七月初一日，何绍基57岁时。“七月初一日，出游峨眉瓦屋，纪游之作编为《峨眉瓦屋游草》。”网上介绍瓦屋山的文字中，载有何绍基对比峨眉山、瓦屋山风光的一句精彩的话：“巴蜀风光，峨眉十之三，瓦屋得六七。”这句话首见于洪雅籍老人王仿生的《瓦屋诗魂何绍基》一文，但王文没有注明何绍基这句话的出处，故而无法知道这句话是不是真正出自何绍基之口？如果是，何绍基是在哪一篇文章中，或对哪一个人说的这句话的？倒是何绍基在其《伍芸青大令邀游月珠寺田公书院雅雨楼》诗中写道的：“峨眉瓦屋两峥嵘，日对奇山待政成。”在诗艺上要比苏轼写“瓦屋、峨眉“的那两行诗要好许多。

　8月21日早上9点，由眉山市文联党组书记、在书道上造诣极高的书法家李国莲和市文联秘书长沈荣均陪同，坐上洪雅县委宣传部派来接采风作家的车，与中国散文学会会长王巨才等一行十二人一路驶进洪雅县境内，经过东岳、花溪、柳江、高庙，直接上了七里坪。

　洪雅的自然环境与川西平原的其它地方（包括眉山、丹棱）完全不一样，既不是丘陵，也不是平原，而是由一个个青山环绕的小盆地组成的——转过一个山口，只见一个四山环绕一展平的小盆地，长宽各有数公里，盆地中间一定有一条小河穿过；再转过一个山口，又是一个小盆地，盆地中又是一条小河……而小盆地中一定掩映着一个古朴的小镇。除此之外，在我去过的四川所有市县中，洪雅可能是森林覆盖面积最高的，用“满目葱茏”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那些树木也很有特点：除了沿路边的可以看到树干，周围山上的树却看不见树干，只有枝叶繁茂的树冠，一层一层，一堆一堆地自下而上堆上去，然后堆叠成翠绿的山峰。

　车到七里坪后，稍事休息，马上举行了“中国散文写作基地”授牌仪式。仪式由洪雅县委宣传部一位年轻漂亮的女部长尹鸿主持，一位年轻帅气的县长到会致辞。会上播放的“洪雅风光”宣传片中一闪而过的瓦屋山，再次吸引了我的目光。下午参观七里坪的一个旅游养生项目。晚上住七里坪。据说这里属峨眉山边缘区域，下午的参观中总是听到在拿峨眉山说事。相较峨眉山，瓦屋山的孤高寂寞更强化了我想为其写点文字的想法。

　也许山也像人一样：显达、蹇晦，各有不同的命数和气运：“兹山之灵，亦必有拂郁而不自得者。”（朱鉴成，同上）但正所谓：“维天地之奇，待人而辟。”(朱鉴成，同上)，瓦屋山的沉郁，连同它神秘面纱背后的宗教人文内景，就像一面蒙尘的镜子，正期待着我们去擦拭明净。说起四川的大景观，过去曾有“峨眉天下秀,青城天下幽,剑门天下险,夔门天下雄”之说。我以为应该加上一个“瓦屋天下奇”。瓦屋山因造物赋形的自然奇观，则是实奇、真奇、大奇！仅举一项便可惊世骇俗：瓦屋山最高海拔3522米，山顶为一巨大平台，长宽均超过三公里，面积约11平方公里，为中国最高最大的方形山。 从远处或高空看，就像一艘巨型方舟，度过万年劫变而漂浮于云海之上。真正是千古一奇的“云中天台”。可以想见：古代先民在向瓦屋山的神奇顶礼膜拜时，会从那些祭祀的舞蹈和祝词中演义出多少玄思妙想。中国本土创生的唯一宗教：道教的早期形态“五斗米道”，就是这种玄思妙想的杰作。

　正是在瓦屋山，张修（注意：是张修，不是张陵！）创立“五斗米道”。张鲁在汉中谋杀张修篡夺教位后，此地的信徒不愿归顺、改奉张鲁的“天师道”，依然在此坚持“五斗米道”的原教旨。而瓦屋山也因此被朝廷及道教正统视为"妖山"。

　第二天一早，从七里坪下山，沿途参观高庙、柳江、花溪，洪雅宣传部长尹鸿和眉山市文联李国莲书记全程陪同。尹鸿言谈举止温婉，大方合度，身上少官气而多文人气。途中，我向她打听居住在洪雅的老作家高缨的情况，说到了洪雅后想去看望高缨。尹鸿马上打电话联系，说好下午五点以后去。高缨是我少年时在西昌就认识的，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高缨住在成都红星中路省作协时，我与爱人周亚琴曾去看望过他；前几年，我的一位朋友林贤治想再版高缨的小说《达吉和她的父亲》，便是我四处打听到高缨在洪雅的电话后帮林贤治联系上的。我听说过高缨从成都到洪雅定居的缘由：有一年洪雅县邀请高缨来瓦屋山考察，写点文章，他感觉洪雅环境好，空气好，就在这里买了房，在洪雅住下来了。算是四川作家中又一个与瓦屋山有缘的人。这时我已从尹鸿口中知道，这次的采风行程不去瓦屋山。我向尹鸿吐露：很多年以前，我就想写一篇与瓦屋山有关的文章，标题早就拟好了：《瓦屋山：从瞻望到登临》。看来这次又登不成了。尹鸿说，等以后瓦屋山开山了，再请你来。尽管有些失望，我还是决定继续去洪雅的行程。即使不能上瓦屋山，就近在青衣江边一睹瓦屋山的高峻也算不虚此行了。

　写到这里，高庙的古朴是不能不谈的，看着那些在街边木板瓦房门洞前入定般静静坐着的老人，我确信：这是一个真正没有被人工打造和商业喧嚣惊扰的原生态古镇。还有柳江，尹鸿和沈荣均带我们走进一家叫做“山水阁”的餐馆，从它彩色栏杆的楼阁上往下一看，我便连声说“好！太好了！超出想象的好！”我看到的柳江不仅山水奇美，而且人工打造的痕迹不重。如果将柳江与成都附近的几个古镇相比，黄龙溪缺少了柳江的山势奇峻，而且人工打造的痕迹太重；街子古镇输于柳江的两河围绕，山也远逊于柳江的翠屏环立。午后又去花溪镇观看了莲花，饮尝了莲花茶，然后转向洪雅县城。

　按照传统阐释学的观点，文本的中心和边缘由明确区分的边界限定，二者之间的边际不可逾越。针对这种把边缘排除在文本意义之外的固定概念，德里达认为，正文之外的其余部分（包括边注、脚注），作为边缘，对标出的正文空间之内的意义发生着作用。“边缘”解读对美国解构主义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使它成为一种分析文学文本的方法。按照这种解读方法，瓦屋山在我眼里就是一个被主流价值标出的“正文空间”之外的另一个空间，一个需要重新定义和阐释的文本边缘。

　一座山，被视为“妖山”而被历代朝廷下令封禁，真是闻所未闻的天下奇事！正是因为瓦屋山的这种非正统性和异端性千百年来一直遭到敌视和排斥，才使瓦屋山在道教典籍中籍籍无名，声名不彰，很少为外界所知道。虽然我在相关文章中没有查到“瓦屋山被斥为‘妖山’而被朝廷封禁”这一说法的文献出处，但我相信它的真实性。正是因为这一民间叙述的隐秘性质，才持续绵延了我对瓦屋山的想象，从而使瓦屋山作为一个巨大的悬念，高企于我的日常生活之上。瓦屋山之所以被视为“妖山”，是因为它作为被道教正统诬称为“米鬼”、“鬼道”的五斗米道的发源地和大本营，因为它不改信念地坚持早期创教的本土性和草根性等，相对于峨眉山的主流和中心地位，瓦屋山一直是边缘的、歧义的、本土的和民间的。而这正是瓦屋山与我相互亲近的主要原因。

　当天下午四点左右到了洪雅，入住洪州大酒店。司机说这里环境好，酒店外面就是青衣江。如果天气好，可以看见瓦屋山。休息片刻，接着去“幺麻子藤椒油博物馆”参观，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声中用过晚餐后，由尹鸿引领我和沈荣均，还有四川省散文学会一位负责人，一起去看望了老作家高缨。因为篇幅关系，具体过程就略过了。第二天清晨，我早早起床来到江边，虽然有一层淡淡的薄雾，但能见度很好，远远望去，但见瓦屋山那方形的山顶高出于云表之上，下半部分山体被云雾烘托着，就像一艘巨型的方舟停泊在云海中，有时又像是在缓缓移动。

　自1990年在大渡河峡谷上方的峨山打锣坪，瞻望那一壁凌空高挂的平顶奇峰，到二十五年后，在洪雅县青衣江边如此近距离的目睹瓦屋山的真容，我对瓦屋山的等待与接近花了整整二十五年的漫长时间。虽然我不能完全肯定，多年以前在峨山打锣坪瞻望的那一座“老屋山”（或老瓦山）就是眼前的瓦屋山，但它却是我从精神层面登临瓦屋山的第一级阶梯。正是因为它的牵引，这些年来不管世态如何演变，我的生命意志和写作才能始终保持在那个高度上而不至坠落红尘。

　用过早餐后，我正在房间里收拾东西，宣传部的小王敲开门告诉我，说尹鸿部长请我现在下去一下，见一个人。到了酒店大厅，尹鸿给我介绍了一位高个子的中年男子，留着短发，很精神。尹鸿说，这是洪雅原来的县长，是瓦屋山开发最早的倡导者、筹划者和主要的推动者。知道我对瓦屋山有兴趣，想和我聊聊。我从他递过来的名片上知道他的名字：马朝洪，现在是四川省林业厅森林旅游中心主任。看表，距离开车还有一点时间，我面对这位瓦屋山的崇仰者就像面对一位知音，兴致盎然地谈起了我对瓦屋山玄学史的阐读。

　话题深入到这里，仍感意犹未尽。酒店大门外，司机在催促上车了。在与马朝洪、尹鸿握手道别时，我们一起连说了三遍：“以瓦屋山的名义，再见！”临行前，我想起昨天晚上尹鸿带我和沈荣均去看望老作家高缨时，高缨指着尹鸿说：“她出口成章，很有才华”，希望她以后多写文章的事，我想建议尹鸿写写她心中的瓦屋山。但一转念，话没有说出口。

　临上车前，我转过身朝瓦屋山方向再次望了望，太阳出来了，那一层淡淡的薄雾已经散去，瓦屋山反而隐身于远处蒸腾的云霭中看不见了。据洪雅县的朋友说，要登瓦屋山估计还需要再等两年。但对于我，等不等，再等多久，已没有多大意义了，因为那座精神意象的瓦屋山，我已在一次次的叙述与阐读中，接近和完成了对它的登临。经过千百年来若干个朝代的封禁，作为一种物象奇观的瓦屋山已经解禁了，但作为一种精神奇观的瓦屋山仍然被封闭着，等待着今天的人们去破解它的玄秘。对瓦屋山的重新发现和阐读，就是注脚对正文的消解，异端对正统的挑战，边缘对中心的偏离，歧义对本义的校正，枝节对主题的分延！我看见：一种德里达意味的“边缘句法”正在主流价值的“正文空间”之内豁然醒觉！

　（原载《天津文学》2016年四月号。本报刊发时个别字句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