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刻溯流：青羊宫木版印刷

　□ 隋季 文/图

　成都是中国雕版印刷发源地之一。20世纪四十年代在成都出土发现的晚唐时印的《陀罗尼经咒》，是国内现存的早期雕版印刷品，其他，则另有唐末剑南西川成都府樊赏家印的历书残页，以及西川过家印的《金刚经》残页，且晚唐刻的“西川印子”（即印本）《唐韵》《玉篇》等书当时甚至流传到日本。可见唐末成都的刻书印本已蔚为大观，成为全国的雕版印刷中心，卞家、过家、樊家等正是当时蜀地的著名私人印书铺。

　早期刻本以佛经、咒本、历书及字书为主，经过五代至宋，成都刻本愈加精湛，著名的《宋开宝蜀本大藏经》《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文选》《初学集》以及元稹、白居易等诗文集相继刻印，为世人所珍，有“宋时蜀刻甲天下”的美誉，蜀刻也成为宋版的代表之一。这种刻印传统一直延续到民国初年。现在，传统蜀刻雕版印刷在成都已相当少见，青羊宫的木版（雕版）印经或许便是这一传统的部分延续。

　作为成都的一片清静之地，青羊宫的道观格局基本尚存，每到初一、十五，这里香客如云，又成了善男信女超凡出世之境。陆游“当年走马锦城西”时，感叹“二十里中香不断，青羊宫到浣花溪”。不过，对我来说，尤能抚慰文化人心灵之缺失的是青羊宫内的雕版印刷工艺，所谓祖述正宗，一脉相承。这或许便是古老工艺尚未绝迹的缘故。至于它还能存续多久就很难说了。

　宋时蜀刻甲天下

　位于成都西郊的青羊宫，是清代始建的著名道教胜地。明末遭兵燹后，从清代康熙到同治、光绪年先后重建与培修，规模渐阔，加之康熙三十四年（公元1695年）建道教十六丛林二仙庵与之毗邻，一宫一庵，占地三百余亩，气势非凡。解放后一度拆隔墙，合二宫庵，辟为文化公园。

　经当家的陈明昌道长介绍，我在青羊宫的一个老四合院里见到了负责印经的蒋师傅。院子位于三清殿右侧，院中植物茂盛，雨中绿叶泛着活泼的亮光。因无居家的繁杂，院落洁净清爽，感觉正是道家所居潇洒出尘之境，易于静观内心而超脱。左右厢房分别为印刷车间和经版房。

　蒋师傅带我先看藏经版的房间。经版房约有一百八十平方米，焦墨味混合着潮气在狭小的空间中弥漫开来。房中铁架子横竖错落，密实而幽暗。经板紧挨着置于架上，象现代书籍一样竖放。架子高的两米多，少部分仅一米三、四高，分成隔层，经版均按某类某种经书排版顺序置放，取印也按顺序。所以，蒋师傅叮嘱我不要乱抽乱放，以免印刷中排错版页。

　经版大小一般是22（宽）×33（长）×1.5（厚）厘米，印出书的规格是28×19厘米，印“经忏”（俗称走马折子，象朝臣的奏折）的版子较大，是53.5×29.3厘米，还印一种叫“科仪”（道士做法式用的，篇幅较少）的经书，书的规格是21×32厘米，比一般经书稍大。除了走马折子，经书一印版即是书的两页。

　蒋师傅说，架上经版基本上是清代留下的，共计约二万多块，是《道藏辑要》书籍的全部版子，每个架子上都有标牌，写明属何种经书。经版都是黑黢黢的，不知印过多少经书了。几十年或几百年，这些经版经谁的手，在怎样的环境下开雕，又如何保存至今，的确是个谜。

　史家一般认为，至迟在唐代中国已发明雕版印刷术，现存世界上最早的印刷物《金刚经》是唐咸通九年（公元868年）的木刻本（现藏英国伦敦不列颠博物馆），文献可考者还可上推。一千多年来，几乎历代都有雕版印刷。

　成都是中国雕版印刷发源地之一。1944年在川大校园内出土的晚唐时印的《陀罗尼经咒》，是国内现存早期雕版印刷品，上刻佛像、梵文经文，首行是“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印卖咒本”。考古还发现唐末剑南西川成都府樊赏家印历书残页，以及西川过家印的《金刚经》残页，而且晚唐刻的“西川印子”（即印本）《唐韵》《玉篇》等书在当时还流传到日本。可见，唐末成都的刻书印本已蔚为大观，成为全国的雕版印刷中心，卞家、过家、樊家等正是当时蜀地的著名私人印书铺。

　早期刻本以佛经、咒本、历书及字书为主，经过五代至宋，成都刻本愈加精湛，著名的《宋开宝蜀本大藏经》《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文选》《初学集》以及元稹、白居易等诗文集相继刻印，为世人所珍，有“宋时蜀刻甲天下”的美誉，蜀刻也成为宋版的代表之一。这种刻印传统一直延续到民国初年。

　从“益州始有墨板”（宋《国史志》）开始，无论官府还是书商，刻书越来越多越丰富，且书家文人也愈来愈重古刻与名家所刻，宋版不仅刻有书铺的名号，好的雕版所印之书神采焕然，令方家爱不释手。但古刻十分稀罕。书要遭虫蛀，雕版易遭火灾，存雕版比存书更重要也更难。明末藏书家毛晋刻儒家《十三经》，雕版11846块，印刷《十七史》用22293块，他自己收藏10多万块雕版，怎么保存？历天灾人祸而能传世者几稀。况如今电脑照排兴起，谁还会再去雕刻书版？

　据载，《道藏辑要》经版原藏于紧邻青羊宫的二仙庵，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由当家道士阎永和主持刻版（按，一说是清光绪三十二年，即公元1906年，贺龙骧、彭翰然等人第四次刊刻）。二仙庵创建于清康熙年间，道士在此传戒、习经，新中国成立后才与青羊宫合而为一。如果不是读经之需，这些经版也可能交由博物馆或尘封于某处库房便再也无人过问，青羊宫也不可能再现初期木版印刷形态，并用这种方式制作代表传统文化之一的道教典籍。

　蒋师傅取出一块雕刻有图像的经版给我看，干时呈黑灰色，两面皆刻，他说这类神仙图像施刀圆滑，而文字却疏朗，连同仿宋体经文皆宗宋版，是清代刻版着力追求的风格。靠门边几案上有几块新刻而未施墨的经版，蒋师傅说是补缺的，虽也找技艺高超的雕工，但总觉技法难以媲美老版。当然，偶做补刻，与刻整套书，神韵就差了一大截。

　三走三擦的传统工序

　下午一点钟，印刷车间开工。车间同对面的经版房一般大，乍一看，乱七八糟，桌案摆放着一堆堆宣纸、印张或装缝好的书。尽管零乱，但却安静，里头有十二个工人，除两道士，余皆小年轻人，都专注于自己的工序。

　印经版的是三个年轻人。经版摞在案头，都是选好了按顺序要印的。案台正中放置要印的版子。看其中一个叫小周的工人操作。他先用墨刷子在版子上敷墨，接着把一张按规格裁切好的宣纸覆于版子上，然后用一刮子在纸上均匀地碾几下，随手扯起，雕版上的反体字即印在宣纸上了。平时常说“印刷”这词，时至今日，才真正体会所谓“印刷”的含义。

　小周说，这刷墨的“刷”，应称“走”，每印一张纸，都要在经版上“走”一道墨；刷子叫“走子”，铺纸于墨板上后不叫碾，叫“擦”，前后动作连贯，熟练地就是“三走三擦”，不仅快，且字迹清晰、墨色均匀饱满。小周平均几秒钟印一张，非常熟练。他说已干了三年，每天七个小时，按规定一天印一千九百张纸，早已习惯，完全是机械动作了。经版两面刻印前要先数纸，每个版子正反各印六十次，完后即把版子堆放在脚下。印版的墨是从本市凤凰山一工厂出的焦墨，宣纸是夹江生产的，夹江宣纸在文人中素有名望，张大千也喜用之。

　听蒋师傅介绍，线装经书的工序有十多道，从切纸开始（整张69×132厘米），通常裁成七张，若印“科仪”版，只能裁六张；接下来是分集印（道教经书以二十八宿的角、亢、氏、房、心、尾、箕等顺序分集），每个印工负责几集，最后合成一本。一版需印六十张，即印六十套，一个印本一天印一千九百张，约印三十至三十二个经版。按全套《道藏辑要》经书245本计算，六十套就是14700本，蒋师傅说光印齐就要一年多时间，这里的三个印工只有两个印经书，一个印“科仪”版。若用现代电脑排版，印刷当不出月。

　印齐一本书后，就“配页”（或称“捡页”），把相连页码按每种书的顺序捡出配齐，大致一天一个“检页”工要捡上万张纸；接着是“折页”，印一个版子是两页，需从版心对折，然后“加附纸”（又说是嵌附纸），有点同于现代书籍封页内的衬纸；然后将一本书的页码全摞一起进行“齐墨”，将版心的鱼尾形记号或黑口线对齐，再“整墨”，把页码从里到外依版心黑线对齐，因这一边是不裁切的，再放在机器上压紧密；接下来是“贴壳子”（这是书的封面）、“切毛边”、“打眼子”（这是线装书缝线必需的步骤）、“缝线”，在封面贴书笺，一组组书出齐后按序装函套，在函套上贴书名标签。至此，一套刻板线装道藏书籍才算制作完成。可见木版印一本书到装订成型要费不小的工夫。

　因是各做各的工序，不断重复一个动作，都已成了熟练工，均要为书的装订配套而完成大致的量。缝线的师傅说，手快的一天要缝二百本。蒋师傅说这里最长工龄的不过三年，印工中有一个才个把月，而一天的装订量是二千六百页，工序配套、速度相应，不熟练是不行的。快而不出错，动作程序严密精细，这也是达到手工艺至高境界必需的过程。尽管工人手中活不停，却有说有笑，似乎并没感觉工序的单调及技艺成熟的艰难。赏心悦目的是成品线装书堆案成摞时，手摸着书页翻阅，感其质闻其香，看其斗大的字，真有文化典籍的厚重之感。其古色古香，令人爱不释手。

　一部《道藏辑要》245本，装35函，仅出六十套，的确少而精。所以蒋师傅说虽有价（1990年代国内流通价6500元，海外流通价8000元，后来价格则不断上扬至二三万元），实不为利，因为这种印经方式数量很有限，成套书要售罄才再印，甚至很难说印多久。这里并非一直在印经，1986年恢复印经，后停产，直到1993年又才继续。在青羊宫售书处我看到摆在架子上的木版印道藏主要是《灵宝文检》十四卷，还有一本《老君历世应化图说》。柜台后的道士说，青羊宫这批《道藏辑要》的版子非常珍贵，好多已有残损，为了保护，国家文物局下令不准再印了。1980年代巴蜀书社曾出过《藏外道书选刊》，共10辑，包括200种道教文献资料，是正续《道藏》《道藏辑要》未收之作，蒋师傅说也是青羊宫印的，当时印了一百套。按现代印刷，一百的印数，上机不够滚墨，成本极高。笔者1980年代所购影印古籍，最少印数几百本，没见低至一百的。

　质感古朴，厚重沉实

　蒋师傅从 1993年开始印《道藏》，算是这里最老的印经人了。去时正看到他裁切成书毛边。他说，现在木版印道藏很艰难，首先纸张贵了，象夹江宣纸，原先十三元，后来十五元一刀，到后来的四五十元一刀，差不多翻了三倍。“当家的甚至说不行就用胶版印刷。那样咋行，胶印的纸不对，墨也不对，拿起就没有道藏的感觉”，他把手里的道藏线装书翻了一下，说道：“还是要这样的书翻起才对。这是我留着的，哪个要，我只给他复印，原书不给他。现在是有要的才印，干一天算一天，顺其自然。”

　其实，我心里有疑问，在少林寺、文殊院、广德寺，所见流通处供应的经书多是线装，家慈多前年皈依佛门，原不识字，为学经，老来发蒙，手持仍是线装经书。就在青羊宫印刷车间，也亲遇远道而来的居士购经书，并声言家有古版刻经。

　雕版印刷最早从寺庙宫观里滥觞，即由印刷佛经或佛像而创始发展，除前所举初期所印佛经，唐人已载道家雕印《刘宏传》数千本之事（《云溪友议》）。唐朝初年开始编纂《道藏》，宋徽宗政和年间还首次刻板印刷全部道教经典，称作《万寿道藏》。金、元两朝也刻印了《道藏》，并都增加卷帙。明代相继刊印正、续《道藏》，是今世所见最古老的道藏，其刻板在1990年被入侵北京的八国联军焚毁。清嘉庆年间侍郎蒋元庭在京师精选《道藏》要籍一百七十三种刻板印刷，名为《道藏辑要》，后有多次增补重刻，到清光绪年成都二仙庵刊刻《道藏辑要》，所收道书已增至二百八十七种。其中新增道书一百一十四种，都是明《道藏》未收的典籍。可见刻本佛道经典为传统正宗，而且多数刻版代代相传，也是古风的遗存。用这样的书学习经藏应是心灵上的一大抚慰，所谓祖述正宗，一脉相承。这正是古老工艺至今尚未绝迹的缘故。

　家藏木版印线装书，感觉不过是有一古董，亲见其生产，感情上就不一样。清爽的是成书堆案插架，看那深蓝色的封面，很考究的书笺及醒目的线装，再翻开书页，感其质，闻其香，油浸浸的墨色，劲健的仿宋字很学究地排列，……其韵味，其实沉，其历史的厚重之感，对于爱家，那真是没法说的滋味。从苏、黄、米、蔡开始到沈（周）、文（征明）、唐（寅）、董（其昌），再到扬州八怪、吴昌硕，直至近代，所谓文人格调、书卷气，都与此有关，而这种触摸与熏染在今天看来是与文化人隔绝了。想到此，觉得能在这样的手工工场多站一下看一下也是文化心性的陶冶。

　不过，工人在进行这非凡的生产时，他们淡然的神情，简单的动作，又令人正视着这种手工艺普通的一面。无论道士还是小年轻人，谁都没有把这里的生产看得多么了不起，尽管他们知道外界没有人做这种工作。蒋师傅说起或做着木版印刷，都是一副平静的表情，“道教典籍历来是这样出的，就像念经一样，天天如此，自然而然”。所以这里的木版印刷并未被视作落伍或与现代商业格格不入，却被一种平常、静默而单纯的心自然地接受并认真地做着。

　蒋师傅给我说了一些学道必读之书，惭愧的是除《阴符经》《道德经》，我几乎一无所知。文物陈列室姓李的道士说的话给我启发——“道家就是要原始的，先天的，所以读经书要祖师爷留下的，手工印制的。木版印线装书里面的字十分耐看，书样朴实亲切，摸起柔软，有体贴的感觉；字行醒豁、舒服，老了看都不费眼睛。在宫观里，读这样的书，出家人是安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