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读文明传承

　□ 李后强

　耕读文明概念的历史演化

　耕读文明的基本含义。所谓耕读，即农耕与读书相结合，“耕”为生存持家之本，“读”为升迁济世之道，古徽州宏村至今仍存留了 “耕为本务，读可荣身”的楹联。耕读文明的内涵十分丰富，包含做人、行事、信仰各个方面，例如敬天、敬地、敬自然，尊老、孝亲、敬师长等。耕读文明则是指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以半耕半读为生活方式，以耕读传家为价值取向，而形成的一种生产生活方式和价值追求。耕读文明早期倡导勤劳耕作，自食其力的自立精神，强调“不耕无食，无耕无衣”；后来发展到“以耕养读，勤耕立家，苦读荣身”的耕读文化，强调读书求变的思想；后来又上升到“耕者有其田”“耕读传家”“知行统一”的人本精神，追求人人平等的崇高理想。耕读生活是古时文人的一种理想，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着很高的道德价值，是从隐逸发端的，是儒家“退则独善其身”和道家“复归返自然”的人格追求，以雄川秀水修养身心，以文韬武略心怀天下，是耕读之根本意义。

　耕读文明的历史渊源。关于耕读关系的认识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孔子把学稼（种植五谷）、学圃（种植菜园、花园）当作小人的事，说“君子谋道不谋食。”孟子主张劳心劳力分开，认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而被孟子批判的农学家、思想家许行则主张“贤者与民并耕而食”。后世形成两种传统，一种标榜“书香门第”，认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看不起农业劳动，看不起劳动人民；一种提倡“耕读传家”，以耕读为荣，敢于冲破儒家的传统。南北朝以后出现的家教一类书多数都有耕读结合的劝导。南北朝时期著名的文学家、教育家颜之推《颜氏家训》提出“要当穑而食，桑麻而衣。”清初理学家张履祥在《训子语》里说“读而废耕，饥寒交至；耕而废读，礼仪遂亡。”

　耕读文明与传统文化。中国的农耕文化对中国古代哲学的天地人相统一的宇宙观和知行合一的知识论的形成起了积极的作用。张岱年先生在《中国农业文化》序言中说：“中国古代的哲学理论、价值观念、科学思维及艺术传统，大都受到农业文化的影响。”

　耕读文明对哲学思想的影响。古代的学者常常从农耕实践中提炼哲学思想。过耕读生活的知识分子有理论修养，有农业生产经验，有条件完成从农业到农学思想到哲学思想的提升。比如，《吕氏春秋·审时》：“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意思是说庄稼的长大是人劳作、地生长、天淋养，多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综合结果，万事万物的生长不是独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的。正是用农事活动来说明万事万物是相互影响相互联系的道理。《淮南子》：“上因天时，下尽地才，中用人力，是以群生遂长，五谷蕃殖”。意思是说对上天要顺应它的四季变化，对大地要尽可能地发挥它的潜力，在国家中使用人的力量，因此万物得以顺利生长，粮食作物得以繁殖。这些哲学思想都根源于农业生产的实践，均来自于古代哲人在耕读生活中产生的灵感。

　耕读文明对文学创作的影响。知识分子通过耕读，接近生产实际，接近农民，写出了一定程度上反映农村生活、反映农民喜怒哀乐的作品。中国古代的田园诗就是耕读文明的直接产物。东晋名士陶渊明“既耕亦己种，时还读我书”。从41岁辞官，过了20多年的耕读生活。他根据自己的体验，写了《归去来辞》《归田园居》等诗篇，把耕读生活中悠然和谐的人居环境描绘为“世外桃源”。宋代词人辛弃疾在江西农村居住了20多年，自号稼轩居士，认为“人生在勤，当以力田为先”，写出了不少反映农村生活的诗词。南宋名臣、诗人范成大退隐石湖的十年中，写了许多田园诗，其中以《四时田园杂兴》最为著名，描绘了春日、晚春、夏日、秋日和冬日的田园生活。

　耕读文明对农业文化的影响。在几千年历史形成中的中国古代乡村文明，本质上是“耕读”文明。即通过“耕”来满足物质需求，通过“读”来满足精神提升。正是这种在耕读中形成的物质与精神的均衡互动，才是中华文明成为长寿文明的秘密所在。可以说耕读文化维系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延续了农业文明，在中国历史进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至今仍有突出的审美价值。耕读文明甚至对医学等学科发展也有影响。李时珍为了编写《本草纲目》，辞了太医院职位，几乎走遍了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等地的名川大山，行程不下万里。同时，他又参阅了800多家书籍，经过3次修改稿。这种知行统一、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方式，实际上就是耕读文明的精神实质。

　耕读文明与农村发展

　时代更迭，耕读的意义也在或深或浅的转变。从最初的“耕以致富，读可荣身”，到后来的“耕以养身，读以明道”，再到后来的“以耕喻读”，耕读的精神被无限升华，耕读生活成为无数文人墨士的生活追求。直至现在，随着乡村城市化发展，耕的实质意义越来越被淡化，耕读文化慢慢淡出当代文化中，而文人墨客耕山水、读天下的耕读情怀却始终依然。

　耕读文明推动了农村文化传承。耕读文明是我国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耕”，可事稼穑，丰五谷，养家糊口，以立性命，是为生存之本；“读”，可知诗书，达礼义，修身养性，以立高德，是为教化之路。“耕读”，是在求生存之余，读圣贤书，在日常生活里接受潜移默化的熏陶和教化。耕读文明隐含着几个方面的文化内涵：一是提倡勤俭。从耕读文化传统看来，“勤俭”是居家的根本，只有“勤”才能保证生活的不匮，而只有“俭”才能做到量入为出，使生计得以长久的维系。在古代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情况下， “兴国”“兴家”都要靠“勤俭”。传统的勤劳节俭观念，不仅可以抑制人们对社会生活的不合理欲望，还减少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二是勇毅刚强。耕读文化倡导勇毅刚强品质，使得传统的读书人在内心深处有种敢于担当责任的气魄。勇毅刚强的道德要求也是读书人对自己品德进行砥砺的根本，人的一生不可能一帆风顺，常人遇到逆境往往会退缩萎顿，不思进取，而君子则能坦然面对逆境，不屈不挠，将困难当成对自己的一种磨练。三是提倡阅读。耕读文化，提倡我们广泛地阅读获取各种知识，对人类各文明源头的经典尤其应仔细揣摩。知识是我们思考的材料，所谓“思而不学则殆”。建立完整的、系统的知识结构对我们思考问题至关重要。因此，要在农村重塑以人文、生态、宜耕宜读的美好生活方式。

　耕读文明丰富了新农村建设。耕读文化的产生，需要有独特的地理环境条件，良好的田园风光，是耕读生活的基础。山水秀丽且地理单元相对封闭的地区，历史上都是著名的迁居耕读之地。把耕读文明内涵植入到新村建设中，并以此推动乡村旅游发展。在全国各地都有好的建设案例，如浙江楠溪耕读小镇既有山水资源，又有保存完整的古村落，拥有深厚历史文化底蕴。耕读文化是其古村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因而也有“中国古村文化的活化石”之称。楠溪江以溪流景观为主体，与山水田园风光、农耕文明遗迹融为一体，展现出远古耕读风貌。江西流坑耕读村位于乌江之畔，四周青山环抱，三面江水绕流，村旁古樟成荫，景色优美，可谓“绿水村边合，青山郭外斜”。这座古村始建于五代、兴起于宋代、衰微于元代、繁荣于明代、败落于晚清、民国，经历岁月洗涤，生态环境、村落布局、古建筑规模、历史记载、宗法制度、民俗民风等至今仍然保留得非常完整。流坑村被誉为 “中国耕读文明的博物馆”，从无处不在的匾额、题榜和楹联上，很直观地感受到流坑高雅尊贵的文化底蕴。四川将军耕读村位于广元市苍溪县，展示了传统与现代兼具的农村生活方式的独特魅力，提供了一种人地和谐的居住模式，体现了传承耕读文明的生态文化特色。将军村的建筑风貌基本保持了清末民初川北民居四合院建筑风貌，从村落整体风貌到单个民居的生活习俗，都呈现出一个完整的综合文化体系。将军村从院落民居到公共生活空间都由庭院、道路、水井、生活服务区等构成一个完整的社会生活网络。将军村依山傍水，村民依山而居、依水生活，具有浓郁的耕读文明气息。

　耕读文明促进了田园城市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让城市融入大自然，不要花大气力去劈山填海，很多山城、水域很有特色，完全可以依托现有山水脉络等独特风光，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为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实际上，建设田园城市就是利用好、发挥好城市系统内良好的自然资源，传承千年的农耕文化。使农业真正发挥田园风光、山水资源、农耕文化、特色产业、森林景观的优势。19世纪末，美国出现了“城市美化运动”，英国出现了“田园城市”思潮，这一切都反映了人们要求与环境和谐相处、重归生态田园的美好愿望。“田园城市”理念，启迪了不少城市规划学家。1993年钱学森先生指出，21世纪的中国城市应该是集城市园林与城市森林为一体的“山水城市”。一个城市，有山水才有灵性、有田园才有韵味。要处理好“山、水、田、林、城”的关系，做到城有山水、山环水绕，城在田中、城中有田，绿树成荫、城就是园，具有独特的山水田园韵味。田园城市还要传承发掘传统历史文化，加强耕读文化、民风民俗等的发掘、整合、提升工作，形成传统田园文化；同时要倡导和弘扬现代生态文化、倡导绿色、休闲、低碳、健康的生活方式，赋予田园文化的现代内涵。

　四川和台湾的耕读文明

　四川和台湾都有着悠久的农耕文明，两地都是耕读文明发展的沃土。耕读文明对川台两地的农业农村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也是川台两地促进文化交流互鉴的一项重要内容。

　耕读文明与川台农业发展。四川和台湾两地在农业农村发展中广泛运用耕读文明传承下来的精神内涵和文化符号。

　四川在建设幸福美丽新村中传承耕读文明。四川在推进幸福美丽新村建设时，坚持“小规模、组团式、生态化”（简称“小组生”)的建设模式，这实质上是对耕读文明的传承。“小组生”新村，以传统林盘和周边自流灌溉体系为载体，让老百姓种植蔬菜瓜果，建“微田园”，发掘传统农耕文化、历史文化、建筑文化、民俗文化、饮食文化，形成了浓厚的乡村文化气息，增强了农户对传统民居、林盘植被、泉水沟渠的保护意识，保护了传统农村形态，传递了传统耕读文明。

　台湾在“三生”农业发展中传承耕读文明。台湾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发展“三生”农业，把农业的发展引向“生产、生活、生态”结合，平衡发展，达到生产企业化、生活现代化、生态自然化。生产企业化要求每个农业生产单位有一、二个主导产品，按照科技化、设施化、标准化、高效化、企业化的要求组织生产；生活现代化则要求农业生产单位提供一定的生活休闲设施，为市民度假旅游服务；生态自然化要求农业生产保持良性循环，维持生态平衡。台湾“三生”农业是耕读文明在当代的新发展和新形式。

　耕读文明与川台客家文化。尽管“耕读”是中国农业社会最普遍的生计模式，但客家无疑是“耕读”的典型族群，“耕读”几乎成了客家生活世界的全部内容。四川客家人入川后坚持耕读传家的生计模式而出现了许多典型的科举家族和人才。朱德和刘光第是客家耕读传家中苦读成才的典型。四川客家这种以低山、丘陵为主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其生计模式是以种植业为主的多种经营的农业生产方式，即以“耕”为生存之本。客家移民善于耕种，对四川农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耕读传家”是客家人谋生存、求发展的手段，是客家人选择民风淳朴的人居环境的理想生活模式，是客家人融入主流社会而取得当地话语权的必要方式。台湾客家人在迁徙过程中多聚集于偏僻的山乡，客家人所居住的围龙屋，对内，它显示了客家人渴望和谐、团结的 “圆”文化心态；对外，它象征着客家众志成城、同仇敌忾的抵抗力，客家聚落则往往含有这两种性质。客家庄既构成农耕经济的生产组织，也体现客家宗亲家族关系的扭结，具有客家族群的生命共同体的意义。耕者有其田，学而优则仕，耕读人生、诗书传家为台湾客家百姓所普遍认同。“一等人，忠臣孝子; 两件事，读书耕田”遂成为客家地区的流行语。 “晴耕雨读”也是地处偏僻的客家人出人头地的奋斗途径。

　川台“六缘”关系。四川和台湾，一个在中国大陆崇山峻岭的西南深处，一个置身波涛万里的东南海域，从地理距离看，似乎关联不多。但我们从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做一番历史梳理和现实考察，四川与台湾“缘分”相当深厚，至少存在以下“六缘”关系，即乡缘、文缘、业缘、物缘、神缘、婚缘等紧密联系。一是乡缘，这是因血缘、亲情、邻里、乡党等关系所形成的关系。特别是“三通”开放以来，两地间探亲访友，故友新知，亲情浓烈。因血脉相同，因血缘相融，宗同一个中华始祖，此为“乡缘”。二是“文缘”，这是川台两地在共同创造精神财富过程中形成的关系。川台两地民众在文化交流中感受相同的血脉，在艺术交融中凝聚浓浓的情意，在加深两岸文化交流，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中发挥巨大作用、产生重要影响，四川已成为台湾与祖国大陆文化交流最密切的西部省份，此为“文缘”。三是业缘，这是通过共同的利益而形成的合作关系。四川作为西部重要的物流、商贸、科技和金融中心，对西部地区的辐射和带动作用越来越强。川台两地都认同“投资西部，首选四川。投资四川，辐射西部。”川台经贸合作进入了历史最好时期，此为“业缘”。四是物缘，这是因“物”而延伸的联系，因物而集合的人群之间形成的关系。四川建立起各种行业协会、专业行会、研究会等等，在推介四川丰富物产和资源的同时，有力推动着两地关系的发展，两地关系因“物”而生“缘”，此为“物缘”。五是神缘，这是因共同的宗教和民间信仰、共奉的神祗而形成的关系。川台两地在宗教信仰和民间信仰方面的共同之处和交流关系，形成了两地的特殊“神缘”。六是婚缘，这是因通婚、结亲而产生的特殊关系。川台两地，因“乡缘”而同宗共祖，因“文缘”而文化相融，因“业缘”而共同发展，因“物缘”而共享资源，因“神缘”而传播善因，因“婚缘”而亲情深厚。在这“六缘”的推动下，两地交流日益广泛深入、异彩纷呈。

　（本文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教授李后强在川台农业论坛上的演讲）